孤雁心(1)_关雅_太玄书阁

一

　　记忆的长河似一段浮光掠影的胶卷，自动地在我脑海里放映着，它们一如泛滥的急湍，冲击着我的心灵深处，仿佛狂啸而起的津波，将我一古脑儿地袭卷而走。于是，我掉入了记忆的长河，回到了我的童年——香港。

　　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大清早起来，街头巷尾的住屋内，纷纷传出喜气洋洋的喧闹声。大街上，舞龙舞狮队正竭力地耍着狮头，喧天鼓噪、震耳欲聋的呜金声放肆地从窗棂的缝隙裹窜进了屋内。九岁的我正值懵懵懂懂的年纪，对于一知半解的事物总是好奇得很。

　　隔壁住着中年美籍教授康琼斯先生及康琼斯太太，琼斯先生虽和我父亲同是香港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不幸的是，他们在人生观及文学作品上的立论有很大的出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他们两人的最佳写照，两人轻视对方的幼稚行径，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我母亲和琼斯太太就聪明理性多了，远亲不如近邻嘛！她们之间的话题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谈；交情亦是好得不得了，好到柴、米、油、盐、家中一屋一瓦都可互通有无。香港这个东方明珠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颗红宝石，这是国际上皆认同的看法。我的母亲却认为这种灯红酒绿的繁荣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香港虽身为属地，其居民却无法持有与英国公民相等的公民权，这种妾身未明的身分一点保障都没有，教人无所适从。六〇年代的香港是个装满绫罗锦缎、金石龟玉的大宝藏盒，来来去去的商贾与游客使得这既商业化又国际化的都会充斥着浓郁的异国风。新的文明气息与旧式固有的文化澧教含杂不清，以至于传承逐渐地剥落瓦解。我父亲总是喜欢调侃我母亲，说她的思想已根植在那个叫台湾的岛上，即使她跟着父亲回英国后，仍会依样书葫籚地数落英国的不是。其实，不管再文明先进的国家，也是多少有些迷信及地方风俗。香港虽然与西方接触得早，但居民普遍仍为笃信黄老思想的汉族子弟，而且迷信与虔敬鬼神的程度只可用“疯狂”两字形容。在这里，一年到尾几乎人人都得走一趟算命馆，让算命师帮他们批命论运，以求飞黄腾达之道。并非我母亲不信邪，是光怪陆离的事见多了，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自然就少了几桩。她是儒家子弟，笃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喜欢叫合理的解释去点破风水的神奇力量，但这不表示她全然否定命运、风水或是灵异现象，只是认为现代人心灵空虚，每每命不顺遂就求诸改运是舍本逐末的作法。命理是天定、人助与自助的结合，人可以参考风水，可不能受制于风水，否则成天做事绑手绑脚的，日子难挨，人生还有乐趣可言吗？而我的父亲对我母亲用情至深，深到她撒手尘寰多年都不动凡心。

　　他们是在牛津念书持相识的，他才二十二岁，而我母亲已经二十五岁了。她不是高大、身材婀娜多姿的女孩，事实上，她的长相平凡极了，尤其是处在金发耀眼的异地女人中，更是毫不起眼。但是我父亲就是先喜欢上她聪慧的行径与敏捷的思想后，才爱上她的人。根据我母亲提供的“野史”，我父亲是校内的高材生，才华出众，风流倜傥，狂傲得无人能出其右。虽是威尔斯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长之后，但比起泰半出生权贵的后裔及富家脓包子弟相比，论学识与人品，可说是略胜一筹。我的父亲专攻古典文学，诗词信手拈来更是毫不费功夫。大概因为威尔斯人是天生的吟游诗人吧！善辩的口才及浪漫的天性也影响了我父亲。我父母亲的个性是截然分明的两种典型，就如赤道与冰原。我父亲是温文儒雅型的男人，我的母亲则是活泼好强的新女性，但是善辩却是这两个人唯一的共通点；个生长在不同文化背景里的人，自然是对事事都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也都彼此学习如何在辩论中达成互信、互谅以维持家庭的和谐。我这一生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新年的午后。当我的父亲决定带我们母女两去市集逛逛庙会沾点喜气时，我雀跃不已，尽管这种节庆对我已是司空见惯，但是我还是兴奋得手舞足蹈在参观了一些特技表演后，我的父亲留下我们母女两在庙前休息，自己一人去帮我们买此主保饮，顺便办点私事。

　　正巧庙前左侧台阶上生了一个手捧碗公的丐妇，可怜的黑眼珠不时地往上翻动，几撮银丝稀落地散布面颊两侧，看起来好可怕，今我不太敢朝她的褴褛身躯上瞧。

　　她蹲坐在那里口中喃喃地念着：“可怜我吧！一个既瞎又残的老太婆！”这般情景令人好生怜意。

　　我母亲生来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她不假思索地去了一大张港币进碗裹。不料，对方却开口揶揄。

　　“好心的太太啊，你这不是害人吗？这么大一张钞票着实招人抢呢！”说着就明眼快手地抓起碗内的纸币，塞人自己的口袋。

　　我母亲很生气地指着她的鼻子问：“你不是瞎了吗？怎么还看得见？”

　　说时迟，那时快，她倏然伸出干枯如树枝的手，紧握住我母亲右手，随即翻看她的手掌。“别大声嚷嚷，我给你算命不就成了，可别说我白拿你的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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