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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他说:“去替人开车,自己的车不好存放,所以坐一下公交车就匆忙跑过来。”

  我问:“给谁开车?”

  他伸出三个手指,压低声音说:“穆!”

  这消息比较可靠,如果明晨出发,中午可达木棉渡。其余三条路线都是去而复转,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有木棉渡了。这条路偏僻、隐蔽,时常只有拖拉机行走,检查人员也不固定,时有时无。我通知有关单位在那里设卡,果然一举捕获,我为此长出一口气。那落难的老虎也得救了,二次手术康复后,送入一家动物园,成为公众的宠物。

  事后,穆老三不知从哪里听说,孟司机在街上曾与我答话,还从谢大夫那里知道,我曾询问过有关情况,又联想起买老虎时我也在场,便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将疑点报告了杨茂良,引起杨总司令的警觉。也正是这个时候,杨茂良的三弟杨茂贤因为贩毒,在中国被处决。他明知这事与我无关,却不肯轻易将我放过。他急于替弟弟报仇,却找不到复仇目标,便迁怒于所有外来之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街市上一队队士兵荷枪实弹,加强了巡逻。给我更换了所有卫兵,晚上还在我住房周围加派了岗哨。我再次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要脱身比登天还难。

  六、才脱虎口又入狼群

  临危不惧、遇事不慌、保持冷静是我多次历险,最终转危为安的成功经验。将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态度从容、气定神闲。让对方猜不准、摸不透,成功的机会越大,离死越远;如果惊慌失措,表明自己心中有鬼,反而会出现种种疑点,因而露出马脚,那样离死就不远了。话是这么说,却不能听之任之、听天由命。从军事学的角度讲,那种消极防御的方式,往往会失败。我冥思苦想筹划对策,想着逃脱牢笼的万全之计。

  不久后的一天黄昏,我从杨茂良的亲信杜师长那里借了一辆小车,并配带司机,借口自己的车坏了,急需去南伞诊病。我们先回我的住处拿东西,进去一转,随即上了车。在离国门不远的地方,追兵赶上来,将杜师长的车围堵起来,及至打开车门,小黑穿着我平时穿的衣服,从车中走出来说:“顾问胃肠疼得厉害,行动不便,让我去买药速去速回。病情紧急,耽误不得!”追兵向车上加派了两个人,坐在小黑身旁,左右挟持,风驰电掣地向南伞驶去。

  进入中国领土便由不得他们,在一家药房门前停下车,小黑穿过店堂径直向后院走去。按照我事先交代的方法,翻过矮墙,进入隔壁的公安派出所。跟随的人要到后院寻找,被店员拦住。这是中国,没有搜查证,是绝对不允许的!追赶的人茫然不知所措,非常扫兴地回到果敢,随即奉命到我的住处进行抓捕。这时,我早已搭乘朋友的车,从相反的方向,经清水河进入佤邦所属的南邓。抓我的人扑了个空,却发现桌上留下我写的一封短笺。上写:“给你们上最后一堂军事课,我脱身的办法是三十六计之一金蝉脱壳之计。如果连你们这伙笨蛋都对付不了,我还当什么教官!”

  如前所述,缅北现在所属15支割据武装并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时而刀兵相见。得罪了这个司令照样可以到另一个司令那里去混事,用不着担心他会将你移交出去。但是,要想站稳脚跟并得到权威人物的认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首先,介绍人要过硬,须是在金三角地区有身份、有地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点我做到了,写信介绍我来南邓的,正是这样一位权倾一方、声名显赫的人物。第二,要符合接受一方的切身利益。

  当前,割据势力最缺少的是弹药。因为中方信守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的承诺,不支持割据政权,绝不卖给他们一枪一弹;而缅甸政府严守信义,绝不和台湾发生官方关系。15支割据武装普遍缺少弹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我来佤邦的南邓,不再是任顾问、当教官,而是合办军工厂生产子弹。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因而将我待若上宾,如敬爹妈。善于钓鱼的人都知道,针对不同的鱼种,投其所好之饵,鱼才会吞钩。从军事学的角度讲,这叫作“欲夺故予”。我想获取他们的情报,必先让他们感到有利可图。这和送给杨茂良的防弹衣是同一道理。至于军工厂办的如何、能否生产出子弹?暂不去管它。我的应变之策是必须有所发展,让对方看到希望,同时设置种种障碍能拖就拖。因为,我这个“醉翁”之意同样不在“酒”。即便制造出来,也无伤大局,因为这里是无法无天的金三角,谁都管不着。再者规模很小,正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缺少弹药的严重局面。况且一旦成功,我还可以从中获利,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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