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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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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去替人开车，自己的车不好存放，所以坐一下公交车就匆忙跑过来。” 我问：“给谁开车？” 他伸出三个手指，压低声音说：“穆！” 这消息比较可靠，如果明晨出发，中午可达木棉渡。其余三条路线都是去而复转，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有木棉渡了。这条路偏僻、隐蔽，时常只有拖拉机行走，检查人员也不固定，时有时无。我通知有关单位在那里设卡，果然一举捕获，我为此长出一口气。那落难的老虎也得救了，二次手术康复后，送入一家动物园，成为公众的宠物。 事后，穆老三不知从哪里听说，孟司机在街上曾与我答话，还从谢大夫那里知道，我曾询问过有关情况，又联想起买老虎时我也在场，便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将疑点报告了杨茂良，引起杨总司令的警觉。也正是这个时候，杨茂良的三弟杨茂贤因为贩毒，在中国被处决。他明知这事与我无关，却不肯轻易将我放过。他急于替弟弟报仇，却找不到复仇目标，便迁怒于所有外来之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街市上一队队士兵荷枪实弹，加强了巡逻。给我更换了所有卫兵，晚上还在我住房周围加派了岗哨。我再次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要脱身比登天还难。 六、才脱虎口又入狼群 临危不惧、遇事不慌、保持冷静是我多次历险，最终转危为安的成功经验。将生死置之度外，才能态度从容、气定神闲。让对方猜不准、摸不透，成功的机会越大，离死越远；如果惊慌失措，表明自己心中有鬼，反而会出现种种疑点，因而露出马脚，那样离死就不远了。话是这么说，却不能听之任之、听天由命。从军事学的角度讲，那种消极防御的方式，往往会失败。我冥思苦想筹划对策，想着逃脱牢笼的万全之计。 不久后的一天黄昏，我从杨茂良的亲信杜师长那里借了一辆小车，并配带司机，借口自己的车坏了，急需去南伞诊病。我们先回我的住处拿东西，进去一转，随即上了车。在离国门不远的地方，追兵赶上来，将杜师长的车围堵起来，及至打开车门，小黑穿着我平时穿的衣服，从车中走出来说：“顾问胃肠疼得厉害，行动不便，让我去买药速去速回。病情紧急，耽误不得！”追兵向车上加派了两个人，坐在小黑身旁，左右挟持，风驰电掣地向南伞驶去。 进入中国领土便由不得他们，在一家药房门前停下车，小黑穿过店堂径直向后院走去。按照我事先交代的方法，翻过矮墙，进入隔壁的公安派出所。跟随的人要到后院寻找，被店员拦住。这是中国，没有搜查证，是绝对不允许的！追赶的人茫然不知所措，非常扫兴地回到果敢，随即奉命到我的住处进行抓捕。这时，我早已搭乘朋友的车，从相反的方向，经清水河进入佤邦所属的南邓。抓我的人扑了个空，却发现桌上留下我写的一封短笺。上写：“给你们上最后一堂军事课，我脱身的办法是三十六计之一金蝉脱壳之计。如果连你们这伙笨蛋都对付不了，我还当什么教官！” 如前所述，缅北现在所属15支割据武装并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时而刀兵相见。得罪了这个司令照样可以到另一个司令那里去混事，用不着担心他会将你移交出去。但是，要想站稳脚跟并得到权威人物的认可，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首先，介绍人要过硬，须是在金三角地区有身份、有地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点我做到了，写信介绍我来南邓的，正是这样一位权倾一方、声名显赫的人物。第二，要符合接受一方的切身利益。 当前，割据势力最缺少的是弹药。因为中方信守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的承诺，不支持割据政权，绝不卖给他们一枪一弹；而缅甸政府严守信义，绝不和台湾发生官方关系。15支割据武装普遍缺少弹药，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我来佤邦的南邓，不再是任顾问、当教官，而是合办军工厂生产子弹。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因而将我待若上宾，如敬爹妈。善于钓鱼的人都知道，针对不同的鱼种，投其所好之饵，鱼才会吞钩。从军事学的角度讲，这叫作“欲夺故予”。我想获取他们的情报，必先让他们感到有利可图。这和送给杨茂良的防弹衣是同一道理。至于军工厂办的如何、能否生产出子弹？暂不去管它。我的应变之策是必须有所发展，让对方看到希望，同时设置种种障碍能拖就拖。因为，我这个“醉翁”之意同样不在“酒”。即便制造出来，也无伤大局，因为这里是无法无天的金三角，谁都管不着。再者规模很小，正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缺少弹药的严重局面。况且一旦成功，我还可以从中获利，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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