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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日本人应该为郑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统自豪。他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郑成功的壮举。田川福松也好、国姓爷也好、郑成功乃是为东亚、为东海、为一个古老传统收复了台湾。这个传统，不愿被白种殖民主义所覆盖，不愿被洋人的价值所否决。郑成功完成的、驱逐殖民者收复台湾岛的意义，要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大的时代来临后，才能总结。 　　据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驶近台湾岛时，船员惊呼："Ilha Formosa"，这短语的大意为"美丽島"。于是"福摩萨"（Formosa）一词便被殖民主义政客和西方知识分子印上地图，挂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过多少个世纪。 　　荷兰人在台湾呆了多久呢？ 　　其实，台湾的所谓荷兰統治時代，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台湾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们于1662年在郑成功军前投降，仅有37年时间。 　　这片海洋的一侧，是茫茫中国大陆。隔海与世界往来的日本列岛，每以长崎为门户，与中国贸易交际。弄潮儿们驾着唐帆倭船，两边疏通有无。长崎的平户，浙江的明州，都是他们的锚地。 　　如郑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样，从长崎到台湾，甚至还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岛、南至菲律宾的一道海域，看作一个单元。这就是东海。海中散布的岛屿和半島：朝鲜、九州、琉球、台湾，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顺、釜山、泉州、上海，天生处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环境之中。 　　分析长崎与上述东海的分离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虽然日本人对这种海域划分会感到突兀；在习惯的思路中，长崎不是对中国、而主要是对欧洲的门户。 　　日本人未必同意：在不动声色之间，长崎和东海的传统，发生过一次腐蚀和转向。那以后，长崎不像是东海大家族的一个码头，而更像一个白种欧洲的思想、金融、谋略的据点。 　　同样，中国人也未必接受——倭寇的扑岸，不过是"海内"的骚扰；随着倭寇的退潮，真正的灭顶之灾，才步步临近了。 　　郑成功远去台湾之后，长崎与中国的关系褪色了。 　　虽然，长崎还有一条四门俱全的中华街，但街上往来的却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着乌黑的"铁炮"；港口附近的（荷）兰学塾和洋病院，出入着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东南山手，欧式别墅在绿荫中隐现。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谈合，都在洋馆的咖啡桌上进行。王直和郑成功都一去不返，长崎正走向它"入欧"的时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惨 　　主啊 　　海为何却依然碧绿 　　——远藤周作 　　长崎在1571年作为自由港，正式对东西两洋开港。除了自中国而来的传统唐船之外，西洋来船主要发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间、进行征服殖民地和传播天主教的疯狂竞争的时代，葡萄牙人以传教为名在东海的出没，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终于，德川幕府坚决踏上了镇压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择了锁国政策。这段历史，通常被看做日本的黑暗时代。幕府因这段时期的做为，满脸涂了专制的颜色。 　　但当时的全球大势，还要十倍地复杂。 　　幕府的武士闻所未闻——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观念中，基督徒不仅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而且不从洋教的诸国，主权尽归教皇。武士们不能想象：根据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权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纳达的次年、即1493年以条约制定并于1529年补充过的"教皇子午线"，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经被教皇赏赐给西班牙；而后来所谓的亚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内，都已在梦中被划给一个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订的教皇子午线，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加岛以东的经线，乃是葡西边界。在此线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国（当然包括澳门）、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陆西岸构筑的据点是果阿）、摩加迪沙（达·伽马"发现"印度时，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却炮轰摩加迪沙）——并无例外，都已在理论上归了葡萄牙。 　　只不过，还需葡国一个个占领，方能做到名副其实。 　　这就是葡萄牙船出没长崎的大背景。 　　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途经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陆日本鹿児島的时间，是1549年8月15日。抵达后，他为获得传教许可，和一个已经粗知日語的修士、一个传奇的日本教徒弥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离鹿児島，上京游说。同年11月，山口境内的布教活動开始。 　　1579年，長崎島原半島的大名（領主）有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粮食援助，在诸侯争战中占了上风。有马因而归信天主教，成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国公演过的电影《吟公主》，故事中就有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信仰渗透进入日本的武士阶级、并与执掌国权的丰臣秀吉发生冲突的故事。 　　1584年，岛津氏也采取优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丰臣秀吉进攻岛津，以基督徒轻视神佛、买卖人身为由，决意禁止和驱逐基督教。但丰臣秀吉虽然厌恶洋人的传教，却又喜欢与西欧的贸易，因为其中的利润和物资是诱人的。 　　以后，随着出兵朝鲜、秀吉病没、还有关原之战，战争要求巨额的费用。接纳洋人的大名靠着贸易利润，维持了藩国的经营。 　　关原之战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台。他和丰臣秀吉一样：希望贸易，但讨厌传教。为了改善经济和邻国关系，他实行过一种"朱印船"的凭证通商制度，对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是一个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门曾与葡萄牙人冲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殺害。作为报复，次年葡船"上帝之母号"来到长崎，有马联合了长崎官员，把这艘船击沉海底。 　　"不传教的荷兰船"，应召般出现了。 　　紧接着，另一个新教国英吉利也趁机挤入，在长崎的平戸叩关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节在日本测量诸港，被欧洲同胞威廉·亚当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测量各港，以后准备派兵"。 　　荷英与西葡的矛盾，给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证贸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传入的选择余地。 　　德川政府决心与西葡二国一刀两断，实行禁教。虽然被对外贸易的巨额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认为随洋船舶来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坚决而残酷的禁教开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颁布，传教士悉数被逐。继续传教者被投入监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马晴信被命令自決。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与茶道宗师千利休之女、电影观众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爱情故事——以及外国教士、日本修女约三百人，被驱逐到马尼拉。在京都六条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儿童处以火刑。据说，女信徒紧抱孩子直至烧焦，不肯弃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镇压发生。在长崎西坂，天主教传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绑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斬首，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由于被处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别墅城奎纳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装饰着西坂殉教主题的壁画。 　　但欧洲还是不断派来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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