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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一个歌手死去了 　　只有二十六岁那么年轻 　　他被人们捧上了祭坛 　　从此变成了詹姆斯丁 　　我曾被歌累得疲惫到了尽头 　　一直逃到了深山野村 　　那年刚好也是二十六 　　而且至今又是二十年 　　记得唱到这首歌时，没有太多的听众注意他的表情。隔着变幻色彩的照明，我觉得他如同一尊雕像，棱角锋利，目光冷漠。这首歌的配乐如同竹子的鸣啸，丝丝凄厉。在激烈萧杀的竹木伴奏正中，他抱着吉他，反复地唱着这样的副歌： 　　虽然没有成为——詹姆斯·丁 　　但是能活下来，还是该说，真好 　　我不知道，使用着母语，对着人 　　唱如此坦白私人心事的歌时，歌手 　　的感觉会是怎样。 　　但是无论心情怎样复杂，当时我没有留意——《虽然没有成为詹姆斯丁》的作曲，用的就是传统的号子变调！ 　　——这似乎暗示着号子的可能性。 　　像农民号子一般跃动的、古拙单调的音乐，淹没了吉他。一派不易形容的声浪，使手持吉他的他，完全成了一个抽象。我想，在他仅二十几岁的当年，在万众欢呼中握紧吉他，唱着震撼了一个国度和一个时代的《我们大家所盼望的》时，形象一定就是这样。那是伟大的六十年代艺术的形象。 　　他的小乐队汗流满面，重重地打击着竹筒、三弦，还有震耳的大鼓。特别是竹子；他的乐队头目是忠实的平野融，一个人负责编曲、旋律吉他、电子琴，以及最主要的击竹。平野告诉过我，他把砍来的竹子挑出不同质地的几节，制成一个打击竹乐器。那次，当我突然听见一排竹筒发出的、难以名状的凄厉倾诉时，逼人的效果，说不出来。 　　不易觉察地，革命的因素，在悄悄地向着——民族的因素转变？ 　　是这样吗？ 　　大概在1992年初，我怕他的亚洲之声会让亚洲人听着逆耳；就在为他写的CD《信康·解说》里添了一点微词，提醒他亚洲无论西、北、中都是音乐的渊薮。后来在北京，周刊《AERA》使用了对我的采访(部分引文)，我婉转地对他的“寻根”表示谨慎。在那里，我第一次用文字建议他回到依靠诗作，一把吉他的路上去。　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态度居然那么坚决。读了我给《AERA》的文章后，他回信说： 　　“我很明白一把吉他弹唱是我的一部分才能。但是以它做为音乐活动的中心，会不会变成对寻求三十年前政治歌的人的迎合？我有这样的恐怖心。因此，不能那样做。” 　　我建议的，其实是他的“无拳套演出”方式。而他早觉察到我对他政治态度的在意，因此干脆断言——抒情与政治之间的危险联系。 　　话里行间也许还有对我的、革命中国出身的顾虑。我几遍地读着。这封信是他一次尖锐的内心暴露，我暗暗感到震动。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连几张“成人pop”里嘲男笑女和胡涂乱抹之后，终于走上了“无拳套的演出”。 　　已经不是七千人拥挤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欢呼的时代了。他一把吉他，独自一人，在各种馆舍、庙宇、结婚式场、青年会、农协、酒馆饭店——发动听众鼓掌伴奏，让歌声和淋漓的汗水面对面地迎着听众。他的“无拳套演出”遍布日本每个角落，几年里，一共进行过三百多场。 　　他考证说，在1867年规定拳击必须戴上皮制手套之前，拳手们是用精拳搏斗的。音乐在没有电气设备音响伴奏之前，歌手们也是用肉声唱的。因此，Bare knuckle就是扔掉歌手的电拳套。放弃一切音响和工业化手段，放弃如今的“歌”已经不敢离开的电气化粉饰和掩护，像古时精拳上阵的斗士一样，以真的“歌”面对人们。 　　不用说，这样的观点使我赞叹。唯有这样的歌才是真的歌，它和我在蒙古草原心往神随的歌一线牵连。 　　那是我真正明白冈林信康不同凡响的一次。他依然是前卫，又走在人们的前面。如一个暗示一样，我觉察到我的文学也在临近同样的路口，我早晚也要走向类似的抉择。 　　好在时间是一个耐心的解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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