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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玄书阁 > 军事·军旅 > 八路军129师征战实录 | 上页 下页
七七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

  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

  “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

  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其一,“跳出圈外机动”。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

  在刘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

  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

  5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

  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台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军的“铁桶合围阵”。

  在1942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戏”。

  ※34.血与火

  §C号作战计划

  《华北治安战》中在论及1942年夏季日军的“扫荡”的目的时写道:“共军第18集团军军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于是,日军驻山西第1军根据方面军年度计划的作战指导纲要,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以来开始准备,4月16日向各兵团下达了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期进行。第一期(8干)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分析屡次“扫荡”不力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是负责讨伐的第1军行动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军好好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制定出针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的作战计划。当成熟的C号作战计划放在冈村的案头上时,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将前线指挥所建在了长治,准备在这次作战中彻底解决问题。

  冈村宁次对自己上任一年来的成绩是满意的。到1942年,华北的398个具中,已有366个县建立了日军的傀儡政权。但深究一步,这一成绩又含有水份。因为这些政权的实际统治力量,只能达到县城及其附近地区。边远的乡村实际上还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特别是115师、120师,129师活动的地方就更是如此。

  正是这一时期,新任日军63师团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平,他听取了各方的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皇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经过研究,冈村宁次认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文化侵略要同时进行,特别是经济封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冈村宁次很清楚,一旦将八路军山区与平匣地区的物资往来断绝开,特别是将有华北粮仓之称的冀中地区与太行山完全分割开,就可将太行山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太行山区本来就比较贫困,抗战爆发后,一下子驻进了大量的抗日部队,吃粮确实是个大问题。从1941年伙到1942年春,太行山少雨少雪,持续干旱,到处是龟裂的土地,干涸的河床,庄稼歉收。

  冈村宁次在军事打击屡屡失败后,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一招是从冀中入手,断绝八路军的粮食供给基地;一招是将打击的目标直接对准八路军的首脑人物和首脑机关。

  对于C号作战计划,冈村宁次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在4月份对冀中“扫荡”时,也就是第一招刚刚使出去时,冈村宁次就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C号作战计划上,准备使出第二招。他准备分区“扫荡”,一口一口地吃掉太行山的八路军,第一期吃掉驻在沁河河谷的385旅;第二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第三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南地区的129师师部。

  为此,日军特地成立了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特别行动队——挺进队。

  2支挺进队由日军第36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抗日根据地。2支挺进队分别以队长的名字命名:益子队和大川队。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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