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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痛这项任务。“征军粮就像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刘春雷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八路军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军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他们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了，第二天还要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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