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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光武帝纪(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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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七年〔公元31年〕 春正月丙申，诏天下系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 是时海内新安，民得休息，皆乐吏职而劝农桑，风俗和同，人自修饰。上惟王莽伪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于是黜虚华，进淳朴，听言观行，明试以功，名实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园陵太盛，王侯吏人，转相仿竞。乃下诏曰：“世俗不以厚葬为鄙陋，富者过奢，贫者殚财，刑法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以来，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终之义。” 癸亥晦，日有蚀之。诏曰：“阴阳错谬，日月薄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无有所讳，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于是冯衍上书陈事：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禄秩，八曰抚边境。书奏，上将召见之。后以谗不得入。 袁宏曰：夫谗之为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则理固然矣，贤君而谗言不绝者，岂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太形于外。夫好恶是非之情形于外，则爱憎毁誉之变应于事矣。故因其所好而进之，因其所恶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恶而于无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谗人之所资也。夫谗人之心，非专在伤物，处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务求其所欲。所恶者一人，所害者万物，故其毁伤，不亦众乎？若夫声色喜怒之际，虚实利害之间，以微售其言，焉可数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视听之所属，不能不关于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滞于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恶是非之情，未尝宣于外，而爱憎毁誉之言，无由而至矣。 月癸亥晦，日有蚀之。是时宰相多以功举，官人率由旧恩，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因是变也。 太中大夫郑兴上疏曰：“臣闻‘国无政，不用善，则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应变之要也。昔在帝尧，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岳曰‘鲧哉’。帝知鲧不可，然犹屈己之是，从岳之非，重违众也。昔齐桓公避乱于莒，鲍叔从焉；既反国，鲍叔举管仲，桓公从之，遂立九合之功。晋文公奔翟，从者五人；既得晋国，将谋元帅，赵衰以郄谷为阅礼乐，敦诗书，使将中军，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强楚于城濮，纳天子于王城。今兖职有阙，朝论辄议功臣。功臣用，则鲍、赵之举息矣。愿陛下上师陶唐，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众之德，以济群臣举善之美。臣闻上竭聪明，则下惧其罪。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则臣道迫促。愿陛下留神宽恕，以崇柔克之德。”不从。 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尝从刘歆学讲议，歆美其才，学者皆师之。兴既之叙州，坐事免。会赤眉作乱，东道不通，兴乃归隗嚣。嚣贰于汉，兴每匡谏，言辞恳至，嚣虽内不能悦，而外相崇礼。兴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舍益禄。兴见嚣曰：“昔尝同僚，故归骸骨，非敢为用也，求为先人遗类耳。幸蒙覆载，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禄。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今为父母乞身，得益禄而止，是以父母为请也，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幸甚。”乃为办装，使与妻子俱。 上闻兴归，征为太中大夫。光禄勋杜林上书荐兴曰：“执义坚固，敦于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万分。”于是敬异焉，每朝有大议，辄访问兴。上尝以郊祀事问曰：“欲以谶决之，何如？”兴曰：“臣不为谶。”上怒曰：“卿不言谶，非之邪？”兴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敢非。”上乃解曰：“言不当若是邪。”兴数言事，文辞温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谶，故不得亲用。 有子曰众，以才学知名。其后皇太子及山阳王，因虎贲将梁松束帛聘众。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制，藩王不得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曰：“长者意，不可逆也。”众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闻之，嘉而不强。及梁氏败，宾客多坐之，众不染于辞。 夏五月，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 秋，隗嚣遣步骑三万侵三辅，耿弇遣数百骑与战，为嚣所破。嚣将分兵取栒邑，冯异闻之，驰据其城。诸将皆曰：“虏兵乘胜，不可争锋。”异曰：“若虏得栒邑，则三辅动矣。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栒邑，以逸待劳，非所谓争锋也。”遂驰入栒邑，闭城，偃旗鼓。嚣将不知，直来攻城。异击鼓建旗，成列而出。嚣军乱道，异大破之，追奔数十里。于是北地诸豪帅相率而降。诸将多有言功者，异独默然。上玺书劳异曰：“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诸将狐疑，莫有先发。将军独决奇算，摧敌殄寇，功如丘山，犹若不足。虽孟反后入，无以过也。今遣太中大夫赉医药、殡殓之具，以赐吏士，其死伤者，大司马已下亲吊问之，以崇谦让。”于是三军之士，莫不感悦。 袁宏曰：谦尊而光，于是信矣。冯异能让，三军赖之。善乎，王之言谦也。杨朱有言：“行贤而去自贤之心，无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谈，圣莫盛于唐虞，贤莫高于颜回。虞书数德，以克让为首；仲尼称颜回之仁，以不伐为先。郄至矜善，兵在其颈；处父上人，终丧其族。然则克让不伐者，圣贤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恶行也。司马法曰：“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不争则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顺，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让而不自贤矣。 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参善恶以毁誉，课功过以赏罚者也。士苟自贤，必贵其身，虽官当才，斯贱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过，虽赏当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恶，虽誉当名，斯少之矣。于是怨责之情，必存于心；希望之气，必形于色。此矜伐之士，自贤之人，所以为薄，而先王甚恶之者也。 君子则不然，劳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隐其功；处不避污，官不辞卑；惟惧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余而智不屈，身远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谦。凡有血气，必有争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责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伛偻；晋师有功，士燮后归；孟侧殿军，策马而入；三卿谋寇，冉有不对。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何？诚知民恶其上，众不可盖也。 夫逆旅之妾，恶者自以为恶，主忘其恶而贵焉；美者自以为美，主忘其美而贱焉。夫色之美恶，定于妾之面；美恶之情，变于主之心。况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识，有过不敢忘者乎！其为美，亦以弘矣。故杨子之言足师，逆旅之妾足诫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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