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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祐二年（1087）正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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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正月甲寅朔。乙卯，诏以雪寒权停在京工役三日。（御集正月二日。） 辛酉，户部言：“中都吏禄岁计缗钱三十二万，法当以坊场税钱及免行、市易司市利、僧道度牒等钱充。会元丰七年所入才二十三万，兼以系省钱乃给，今议罢市易，则市利钱随废，将见阙乏。因究诸司有以应给吏禄钱别费者，适与所阙数相当，度支以闻。”诏以坊场税钱尽充吏禄，毋得他用。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朝廷德惠及生民者多矣，臣下聚敛之态亦已悛革，惟坊场一事根株牢固，条约交紊，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实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争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亦平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棰，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县无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十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爱，亦宜为之动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于元丰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与展限二年送纳。去岁大飨，亦有权住催理指挥，委监司保明闻奏，当议等第蠲放。德泽之流，非不广厚，然而此弊终未尽去者，一则为有司违慢旨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则为物轻币重，钱货乏绝，或灾伤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费尚且不完，至于官钱，何有以纳？盖缘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业荡尽，子孙沦散，虚载簿书，枉费刑挞，岁月已久，重不聊生，憔悴之余，必无可得。臣愚欲望陛下推广先志，霈发异恩，无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力分数蠲免。如此，则大法简易，不为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又言：“承买场务之家，抵产物业元价高大，为近年物轻币重，田宅既减价，今虽拘收在官，出卖之际，必不依得元估，官司仍于欠人身上理纳余钱，极为骚扰。谓如抵产一处，元估一千贯，今只直七百贯，即更令纳三百贯之类。伏乞特降指挥，应系因坊场没官抵产，并许依元估价直充折，庶宽民力。第一、第二界价虚而高，第三、第四界价实而低，今第一、第二界虽欠钱三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况无可得，宜特蠲放。若须候监司保明奏到，方议蠲免，深恐诸路迁延期限，或所见不一，及吏缘为奸，别生事节，致使朝廷实惠未能均徧。莫若只以界分远近各与蠲减，所贵德泽早及细民。”（此疏不知何时，附正月八日以坊场钱给吏禄后，其从违当考。） 先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正月八日辛酉。）尧俞、岩叟又各上疏论之。岩叟言：“近臣以学士苏轼譔试馆职策题不当评议祖宗，因言者论之，初令放罪，后复收还，典刑不明，损国大体，乞赐辨正，累上封奏，至今未蒙施行。臣窃以天下之事虽纷然万端，而可以执一御者，惟理而已。陛下天资高明，知为国之道，其要在此。自听政以来，未尝以爱憎喜怒迁是非之至理，故人心有恃而天下以安。臣蒙被奨拔，付之言责，何敢不体陛下此意以图报。愿陛下不惑于虚名，不牵于偏说，而平心以察之。是非之理，明若日星，伏望圣慈早赐睿断。或尚有疑，则乞降臣前后章疏，集百官于朝堂定议。如以评议祖宗为当然，弹奏苏轼为非是，正臣之罪，臣所不辞。终不可混乱是非，使天下有所惑也。陛下省纳，幸甚！” 壬戌，右正言王觌言：（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九日。）“臣窃闻近者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策题轻议仁祖、神宗，以为不可师法者，初有圣旨，学士放罪，及指挥到尚书省，收还不下，光庭继有章疏论列未已，臣虽未尝预其事，今既是非曲直久而不决，臣安敢默默，请为陛下一论之。夫学士初有放罪指挥，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有罪也；既而指挥不下，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无罪也。以学士为本有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是者矣；以学士为本无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非者矣。有以为是，有以为非，则大臣之论既不同矣。臣又闻言事官章疏，亦或以光庭之言为然者，亦或以光庭之言为不然者。或以为然，或以为不然，则言事官之论又不同矣。夫大臣与言事官之论皆不同，则陛下将孰从耶？臣愿陛下姑置众说，取学士所譔策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彼同异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异同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则两岐遂分，朋党之论起矣。夫学士命辞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必以朋党名之，然后君子可以尽去，而小人可以尽得志焉。今朝廷清明，贤能萃众，不可因小事以生大患，此陛下所当慎也。臣故不敢默默，而先事以献说，惟圣慈裁择。” 贴黄：“臣窃闻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谓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议藉藉，以谓势不两全。臣窃谓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策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若因其嫌疑之迹，而遂成其朋党之名，此非朝廷美事也。兼执政大臣可否二人之言者尚未必同，伏望陛下因执政奏陈之际，而断自圣意，此臣区区之愿也。” 甲子，右正言王觌又言：“臣前日曾有封事，言苏轼所譔策题是非曲直久而不决，大臣之论既不同，言事官之论又不同，陛下将孰从耶？望陛下姑置众说，取策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臣今窃恐陛下终以众说之不同，未即与夺。缘臣初不预其事，士大夫与臣言者无所嫌疑，获闻公论最详，兼轼所譔策题，臣观之亦熟矣，今更为陛下终其说。臣谓原轼之意，则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轼之策题曰：‘欲法仁祖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则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又引孝文、孝宣，以谓‘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患，督责过甚之失，何营可以及此也？’用此以观轼之本意，则诚出于设疑以发问而已，然孝文、孝宣之治岂无弊者耶？轼举之既已过当，而又忧我之有弊而慕彼之无弊，则疑若仁祖、神考之政不逮于孝文、孝宣矣，则轼之措辞，岂非失轻重之体哉？臣故曰：‘原轼之意，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臣前疏所谓‘取策题而详察之，则是非可以立见’者，盖如此，惟圣慈裁酌施行。” 乙丑，朝散郎杜天经权发遣开封府推官。从知开封府钱勰辟也。 诏辅臣分诣诸寺观谢雨雪。 右谏议大夫鲜于侁言：“熙宁中，以戎、泸夷汉主客户通为义勇、保甲，岁以农隙教习武艺，令提点刑狱按阅赏劝。厥后夷人不免作过，而税地遂或废耕垦，请罢之。”会知郑州岑象求亦以为言，诏本路转运、钤辖司详度以闻。 诏于阗国黑罕王贡方物，回赐外，余不以有无进奉，悉加赐钱三十万。 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贡，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上与太皇太后降诏赐物，悉视庆历八年银绢各三万、钱三万贯之数。以起居郎、权枢密都承旨公事刘奉世假直集贤院，借三品服，为册礼使，崇仪副使、带御器械崔象先副之。册曰：“皇帝若曰：于戏！尧建万邦，黎民时雍；周立五等，重译来贡。此帝王之所同，而国家之成法也。咨尔乾顺：惟我列圣，顾乃西陲，锡壤建邦，卫于王室，保姓受氏，同于宗盟，爵命襃嘉，恩礼甚渥。今尔承其冑绪，绍兹藩屏，而能事上钦肃，饬躬靖虔，申遣使人，来陈方物，达于朕听，实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显宠名，锡尔以茅土之封，加尔以服乘之数，诞颁丕册，以绥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仪副使、上骑都尉、安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夫笃于好德，乃克显光；忠于戴君，永膺福祉。往祗明命，无忝予一人之猷训。” 诏罢诸路将下管设，自今诸将岁赐公使钱五十万，东南路军三十万。每公使十万造酒毋过十石，岁终有余，以缮军器。 右司郎中范纯礼奏：“瀛州防御推官钱世雄等进状理雪受苏轼讥讽文字案后罚铜事，元案内连坐官黄庭坚、周邠、颜复、盛侨、王汾、钱世雄、吴绾、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陈珪、王巩受苏轼谤讪诗不缴，罚铜二十斤；王诜隐讳上书诈不实，徒二年，追两官，合牵复。昨有旨，王诜诉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详。”三省进呈：王诜以尝追官，难从矜恕；黄庭坚等并特与除落。 是日，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譔试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非是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诸人面谕，更不须弹奏。”丙寅，三人赴都堂，右仆射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谕旨。三人者谓公著等皆知轼为有过，然特欲以上意两平之耳，皆不敢奉诏。丁卯，三人者又各上疏，岩叟言：“伏睹圣意周旋委曲，优容臣下，惟恐有伤，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也。臣当何以报，惟知不敢爱身，为陛下守官耳。苟避犯颜逆鳞之诛，而阿意顺旨，不尽其心，以事陛下，则臣所不忍。臣按：苏轼如圣谕非是讥讽祖宗，然只以祖宗置于议论之间，便是有伤大体，安得以为无罪？今陛下既不欲罪轼，又不欲罪臣等，而拟两罢其事。在慈仁兼爱之心，则可谓至矣，于朝廷欲以立纪纲，正典刑，则未为得也。后日他事若更烦陛下和解，则恐纪纲由此隳，典刑由此废，启侥幸之门，开陵迟之端，自臣等始，负陛下罪不可容也。陛下听政以来，未尝有一事少差，此事更愿圣慈曲加思虑，必有所得者，臣愚不胜拳拳忠告之至。”贴黄：“臣愚闻有与轼为地，曲为之辞，以释其说，上欺天听者，愿陛下察其出于私意，不以为惑，则事遂矣。” 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及举经明行修，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路、广南东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夔州、利州各一人，委知县当职官司同保任申监司，监司再加考察以闻，仍充本州解额，无其人则阙之。”（吕大防作吕公著神道碑云：“自熙宁四年，始改科举，罢词赋等，用王安石经义以取士，又以释氏之说解圣人之经。学者既不博观群书，无修词属文之意，或窃诵他人已成之书写之以干进。由此科举益轻，而文词之官渐艰其选。先帝以答高丽书不称旨，故当时以为言，议者欲以诗赋代经义，公著乃于经义之外益以诗赋，而先经义，以尽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庄之书出题，而学者不得以申、韩、佛书为说，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学，不得专用王氏。”） 复置太官令一员，从光禄卿赵令铄言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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