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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圣四年（1097）四月(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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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诏陕西府、河东路降德音依第五等格。 鄜延路经略司言：“元丰五年新复米脂等寨招到弓箭手，每名借农器、牛具钱五贯，粮种五石，以经略司常平钱斛充。今新展克胡山、声塔平新寨事体一同，已令逐寨招到弓箭手，依此借支钱粮。”从之。（新无。） 丙午，右司员外郎安惇试秘书少监，礼部员外郎曾改为右司员外郎，太常丞刘逵为礼部员外郎，开封府推官李廷宁为仓部员外郎。 御史蔡蹈言：“吏部差注新赐进士诸科及第官，用元丰三年指挥，司法阙，先注新科明法，次注明法人。窃详先朝既废罢明经、学究科，特设新科明法，以变革旧业，故优为恩例，使趋新习。以至赐第之后，率先进士并注法司，盖变法之初，所以示劝。经今二十年，旧人为新科者十消八九，恩例之优，宜亦少损。欲乞明法与其余判司阙衮同从上差。”从之。 丁未，德音：“制曰：朕绥御九有，怀柔四夷。蠢兹西戎，蕞尔小国，弗茹其力，敢拒大邦。申命边臣，奉将薄伐，方共武服，已奏肤功。辟疆复境者九城，尽要害膏腴之地；折馘执俘者万计，皆精锐骁勇之人。役不淹旬，捷无虚月。而财靡殚众，力非调民，因其天亡之时，成是席卷之势。然念士卒有暴露之苦，雉堞有版筑之劳，宜涣覃恩，以慰边俗。应陕西、河东路州县，限德音到日已前，见禁罪人流已下递降，杖已下释之。于戏！武之所加者广，则泽之所及者深。尚暨乃心，克平兹土，播告有众，咸使闻知。” 三省言： 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奏：“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储事，王珪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臣又闻王珪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正之心，以槐位处珪，以鼎餗养珪，凡十有六年。今圣躬偶感微疢，而珪已怀二心，此而可容，何以示惩劝于天下？”黄贴子：“近有高士英者辄至臣家，称上服药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则传命者审。臣正色答之，以为‘岂可私议’，臣忝位中执法，士英尚敢率尔如此发言，今珪无故辄自招士充，又对清臣有如此言，窃虑必有奸谋。” 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体国，休戚一均，事有权宜，自合奏禀，岂得私有所召，及称‘不当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惩劝？臣于左仆射王珪议储之际，既闻其然，不敢不论；今已累日，未见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于义，则珪不可以无责；使臣之言无补于政，则臣不可以无罪。今皇太后权同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天下，臣虽万死，犹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赐指挥。” 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奏：“先帝寝疾，宰臣王珪持二心为奸，臣僚尝具弹奏。蔡确等定策、受顾命辅翼陛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继被逐，又虑他日复用为己祸也，于是因事诬陷，挤之废死之地，而后移定策之功于王珪。珪之薨也，赐宅、赠官、锡子、敕葬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蒙昭雪，赠复官爵，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继世，虽有定体，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为忠者被祸，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示后世？伏望圣慈究珪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 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将高士京进状，称：“先臣遵裕当先帝服药危疑之际，有故宰相王珪召臣亲弟承议郎士充，密议取决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盖为是时，先臣为高氏之长，又知先为宣仁圣烈居常听用，故来相问。时先臣泣下，大怒曰：‘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遂叱骂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寻将此意指，说于先辟机宜官王棫，自可照证。窃念先臣昨因攻取灵州，师老粮匮，大河不冻，故不能上。奉圣训责置散官，遂先朝露。其后虽蒙朝廷稍加牵复，然未尝别加赠典，今来有此忠义，又不获申诉于陛下，欲乞朝廷详酌，优赐褒赠。”（高士京本末，在新录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今移入王珪贬司户曾布自叙后。） 又，给事中叶祖洽言：“先皇帝所以待王珪可谓厚矣，自翰林学士承旨，擢为参知政事，寻又擢为右相，复擢为左相，在政府凡十六年。盖祖宗以来，人臣遭遇、委任之久者，无一二人。又擢其子为馆职，自珪之身及其兄弟子孙皁隶，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数。然则先帝之于珪，可谓无负矣。当先帝违豫，至于大渐，储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颈以望。珪为上相，众目所视，所宜率先建议，首定大计，以慰宗庙。珪乃持疑顾望，含餬不决，至于同列以大义迫之，不得已而后应，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责之，则珪将遂无言，岂不误事？天下至今罪之。虽先帝泽及人深，天下属意陛下之久，然名实未定，忠臣义士，安得无忧？臣于是时，适在朝廷，亲闻士大夫之论，籍籍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时朝廷所以赙赠周恤，恩礼过厚，仍赐甲第一区，莫非异数。臣闻特恩赐第，所以待元勋异德，珪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无前后之私也。” 祖洽又言：“臣尝论王珪悖逆不忠之罪，已经两月，未见施行，中外汹汹，不知所为。若以珪之事为无事迹，则当时二三执政尚在，及见今侍从间甚有知其详者，皆可考正其事。黄履为御史中丞，尝论之于前，刘拯为右正言，又论之于后。近日高士京 又极陈其状，伏惟陛下察臣之言，出于公论，稽合群情，决于独断，以慰中外。”诏：“王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其子孙与次远监当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制曰：“臣无二志，戒在怀奸；国有常刑，义难逃罪。其申后罚，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珪，窃文华之上科，躬柔险之诐行，驯致显位，遂居冢司。先帝优容臣邻，务尽礼意，掩覆瑕慝，多历岁时。邱山之恩，毫发未报。属在弥留之际，是谓忧疑之时，欲豫安于人心，当蚤正于国本。矧复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而乃妄怀窥度，专务媕阿，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计。同列诮诘，久无定言，阴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之显戮，更叨身后之余荣。公议弗容，旧疏具在，反复参验，心迹较然。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世。贬从散秩，追正误恩，庶令官邪，咸知警宪。可特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枢密院奏事，上宣谕曰：“叶祖洽累有文字论王珪事，云：‘先帝不豫，珪为首相，数召高遵裕之子士充与语，及同列问以大计，答云：“教某道甚？”后方云：“上自有长子。”’又言：‘彼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论珪事。’朕以宣仁圣烈于社稷大计，圣意素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度。朕尝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推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当书之简册，以示后世。”此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因之。按曾布尔日录，上宣谕时，王珪已贬万安军司户。珪贬万安军司户，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方行出。疑旧录系之十八日者，误也。今移附珪后，兼用布所录及邵伯温辩诬别加删修，庶后世详见本末。新录因旧录，无所改正，于理殊未安耳。） 先是，枢密院奏事，上宣谕：“王珪当先帝不豫时持两端，又召高遵裕子与议事，当时黄履曾有文字论列，及同列敦迫，其后方言‘上自有子’。”曾布曰：“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见章惇、邢恕等道其略，不知黄履章疏在否？”上曰：“有。”布等闻禁中无此章疏，履曾于绍圣初录奏，比三省又令履录私藳以为质证。上又言：“高士英者，诣黄履问谁当立者，此亦履贴黄中曾论列。”布与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但小人妄意窥测尔。兼宣仁亦必无此心。”上曰：“宣仁乃妇人之尧、舜也。外则珪等，内则梁惟简辈，妄为此纷纷尔。”布曰：“德音如此，臣复何言！然愿谕三省，于告词明述此意，使天下晓然知朝廷诛责大臣而陛下推明太母，德音如此，则谁敢复议？当书之典册，以示后世。”希进曰：“臣谨当著之时政记。”上曰：“告词当令进呈，然后行下。”布与希皆称然。（已上并庚子日。）及珪告词出，布欲于“国本”下增四句云：“先帝付托，群臣所知；太母睿明，圣德无爽。”希称善，仍督布以白章惇。布亦虑诏令之出，中外有疑于形迹宣仁者，遂录以示惇。惇不得已，但改云：“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希大喜，以为微布发之，何以有此？使人知上德仁孝，于宣仁无疑，此乃于国体为便。进呈，上指所增四语云：“极当！”（此并用曾布十七日庚子及十九日壬寅所录增修。） 布又尝自叙云：“三省先论司马光等阴谋废立，故不逾两旬，再行降制追贬。于是又发扬王珪观望，以明定策之功，追贬王珪。”又言：“岩叟等其意初不在蔡确，特借此以感动上耳。自谓不避怨怒，敢诛戮谋逆者，以为忠荩，故上亦欣然纳之。凡作奸无不如意，或有异论，即指名逆党，欲以钳天下之口。吁，可畏也！布但悒悒，为之寝食不安而已。林希亦语布曰：‘贬窜者未足道，但设此言以离间宣仁，使上于宣仁不能无疑，致其骨肉间有芥蔕，此尤为可愤。’又蔡京曾言：‘仁宗时尝欲以庶人礼葬章献。’然考之国书，实无此事。京辈大概每欲如此。京又言：‘车驾不可幸楚邸。’又言：‘上比来已觉悟楚王，二壻尽罢翰林司御厨，此辈岂可使居此地？’此论殊可骇。”又曰：“京尝言：‘天下根本未正。’意谓不诛楚邸，则未安尔。是时楚王未薨，故有此言。及被诏作墓铭，乃固辞，亦此意也。”（此据曾布尔日录，自五月十九日掇取，附四月末。其言信否，当考。欲著蔡京等恶逆情状，故表而出之。然布当时位冠枢府，独不能为哲宗稍言之，可怪也。或者疑布所录多假托撰造之词，固亦不可知。楚王颢以绍圣二年十月十九日自冀改楚，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丧除，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颢卒。曾布绍圣四年五月十九日壬申日录云：近日三省以大防等有废立逆谋之意，及发扬王珪观望，以明定策之力，故痛贬大防、珪等。又言岩叟等意不在确，皆欲以此感动上意，及为上诛戮凶逆之人，不避人怨怒，以为忠荩，故上亦为之欣纳。凡所欲为奸，无不如意者，万一有异论之人，则指以为逆党，欲以钳天下之口。吁可畏也！布又语林希曰：“布每以越职犯分喋喋为戒，然义不能自已者，噤嘿不言，则上必以为三省所行无不当者，故宁为强聒，不敢自已。又幸与子中共事，意趣颇同，故无所顾避。然衰拙亦必难久于此尔。”布是日悒悒，为之寝食不安，不胜愤惋而已。希亦云：“贬窜者未足道，但为此言以离间宣仁，使上于宣仁不能无疑，致其骨肉间有芥蔕，此尤为可愤。兼蔡京曾云：‘仁宗时尝欲以庶人礼葬章献。’然考之国书，实无此事。京辈意大概每欲如此，殊可怪。京又曾言：‘车驾不可幸楚邸。’又尝云：‘上比来已觉察楚王，二壻尽罢翰林司御厨，此辈岂可使居此地？’此论殊可怪。”又云：“京尝言‘天下根本未正’，意谓不诛楚邸，则未安尔。是时楚邸未薨，故有此论。及被诏作墓铭，乃固辞，亦此意也。”先是，五月十三日丙寅，章惇不入，布因言王珪事，蔡卞乃云：“此事但他人不知，不敢以为无。”布答曰：“此众所共知也。朝廷方施行，必有考据、证佐，他人既不知其状，孰敢以为无，此所以无敢论者。”此段已附四月二十四日丁未后，或仍附此于五月十三日及十九日。更详之。） 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等自谓有定策功，既而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图报复。黄履旧与恕深相得，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履与其谋。元丰八年二月三日，乃追为之，非当日所奏。曾布亟请于上，盖知其妄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为将官，尝与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从容问士京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弟兄无？”士京曰：“有兄士充，死。”恕曰：“此乃传王珪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珪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第勿以语人。”因令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词，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爱少子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尝离左右。士育每为人言：“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珪所问事也。”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此参取新录绍圣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书。邵伯温辨诬录称：“恕因帅中山，士京为将官。”按恕自绍圣元年五月复职，知徐州，八月改河阳，二年三月除宝制、知青州，寻自青州入为刑侍，未尝帅中山也。今但云“尝同官”庶不相抵梧。邵伯温辨诬曰：“邢恕诱高士京上书，论其父遵裕临死时，屏左右谓士京曰：‘神宗弥留之际，王珪遣高士充来问我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谁？”我斥士充去。’恕又不考究，高遵裕既坐知庆州日建议取灵武事败，遵裕责散官，以宣仁故，免安置，留京师，宣仁后尤不喜，虽经哲宗登位覃恩，亦不许叙，又安能预策立大计？惇、卞但欲诬罔宣仁，遂赠遵裕节度使，迁士京皇城使，特追贬王珪崖州司户参军，贬高士充散官。至元符末，高士育上书，自称遵裕幼子，其父最爱，父病且死，未尝离左右，不见士充来说王珪所问之语，士京亦不在父所。时钦圣后垂帘，特与士育改文资，除环庆路经略安抚司干办公事，盖察其言之实也。伯温见高公谏言，士京乃遵裕假子，士育实遵裕幼子。士京既为邢恕所诱作此事，恨章惇不甚进用之，屡欲自陈虚妄，南北宅高氏皆绝之。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论士京事甚详。端友与高氏子孙相熟也。邢恕又言黄履在元丰末曾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邸事，伯温后在同州，于曾布之子絣处，见曾布手记当时事一编，云禁中原无黄履文字，黄履家出藳草入狱为证。黄履与恕自未第而交游相善，恕亦与履同谋也。王棫，京师人。有口辨，好议论。熙宁中为熙河路走马承受，致仕，家富，游公卿之门，与邢恕为死党。伯温常见王棫、尚洙、李洵于恕所，皆妄人也。后章惇因恕荐，落棫致仕，除知北平军。未几，棫死，其子直方不以父为然，每为士大夫言父晚年病心。直方后将死，无子，与晁载之相善，以平生所收书尽归载之。观直方所留书画，于其间得王棫与邢恕往来书一通，皆共谋诬造诸人废立事者。”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其略曰：“初，元丰中，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骨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来垂帘，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珪安得与之议及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确所修也，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侮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王珪、蔡确同为执政受顾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肯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失天下心，为后世笑，悔可及乎？”王巩甲申杂记云：“武臣王棫为邢恕教令上书，诬宣仁于哲宗有异心，及教蔡渭等上书论元祐及元丰末年事，其书一箧悉在，皆恕手笔，其间涂窜者非一。棫于哲宗朝论之，得閤门职名。既卒，其子直方特出其书，以示亲密。自元丰末至宣仁上仙，无不被诬者，而禹玉尤甚。蔡奉议蕃尝谓直方曰：‘使王氏子竭产，亦愿得此书也。’蔡倅润过高邮，为予言之。王居东京九龙庙侧。”刘跂辨谤录载李清臣说章惇元符末因奏事自言：“王珪、司马光、刘挚、梁焘等行遣，皆是邢恕说与臣。”恕坐此责。恕上章乞与惇各被五木对吏，章不降出。跂录凡十余段，已附注元符元年五月辛亥及七月庚午。） 戊申，西上閤门副使苗履权知兰州，兼管勾沿边安抚司公事。（履权知兰州已见三月七日。元符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履复知兰州，代王舜臣。） 御批：“近诣景灵宫行朝献礼，宗室遥郡班止有六员趋赴。今据閤门奏，大宗正司勘会到，并无不赴之人。看详数内称以阙乏人马为名者，即不见得。合依是何条令，仰疾速子细开具闻奏，不得容庇。”（御集绍圣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大宗正司开具闻奏。究竟未详。） 己酉，臣僚言：“文德殿视朝，轮官转对，盖袭唐制，其来旧矣。建隆御札曰：‘今后内殿起居，应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并依旧例转对。’故祖宗以来，每遇转对，侍从之臣亦皆与焉。元祐间因臣僚建言，乞免侍从官转对，续有旨：‘职事官权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转对止差卿监郎官而已。臣以谓侍从之臣，皆文学极选，以备顾问，公卿之材，繇此涂出。乞自今视朝转对，依元丰以前条制。”从之。 权礼部侍郎范镗等言：“国朝故事，园苑观稼，系属游幸，今车驾亲临耤田，即系典礼。先农坛系元丰中移就耤田建置，臣等参详，每遇车驾临幸，合差官祭告。乞遣太常卿，于至日质明行礼，用御封香、祝文、礼料并如常仪。又耤田所稼，皆以为粢盛之实，车驾临幸，则取新荐献，当在所先。乞俟刈麦讫，以所进麦约合用数，先以黄绢袋封贮付所司，令变造礼食，于临幸次日荐之太庙。其遣官、礼料并如逐时荐新之仪，然后进供颁赐，并如故事。秋观刈禾，亦合准此。又刈麦稼穑，系同一时，今乞候观麦礼毕，车驾移幸稻池彩殿以观稼。”诏可。（二十一日令定仪注。） 庚戌，于阗国贡方物。（初三日已见，当存一去一。） 壬子，知原州李澄知岷州，兼洮东沿边安抚司公事。 吏部言：今次科场进士出身人内，宗室非袒免亲，注官。诏赵季同、赵不惨、赵子仁依吏部令，于本甲上名注拟，子璪依敕开名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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