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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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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筦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尝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绝世之隽功。天子蚤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阘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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