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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例五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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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定。 此集旧尝三刻。复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备可知。昆山本文三百五十余篇，常熟本篇数略少，而昆刻所无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余首。钱牧斋先生尝合已刻未刻诸本，总选得五百九十余首，而尺牍、古今诗在外，合计四十卷。今大率从其选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庄以为尚有遗珠，又自以已意增入十有余首。今自尺牍二卷、诗一卷之外，总计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诸梓人。其外二百余首，则依钱宗伯名为余集，而藏于家。 一、编次。 钱宗伯所编集三十卷，首经解，末书。又别集十卷，首制辞，末论策。今大概因之。独以为古人文集，书多在前，不当置之末卷。今移置书三卷于赠送序之前，而以祭文为末卷。又论策，据苏文忠集编在策问之前。今移置于别集之首，策问次之。文选诸书，诗在文前。今以府君所专攻者文也，诗不过余兴及之，篇章亦不多，故从柳子厚集之例，以诗居末。 一、正误。 他书刻本之误，不过字画略差，或偶脱一二字耳。惟此书旧刻之误，不可胜举。约有四端：有因声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叶数颠倒者，有因妄加删改者。如尚书徐晞之为“熙”，少傅夏言之为“贤”，儒者钱德洪之为“宏”，此因声音近似而误者也。如“富贵淫佚陨命亡国”，本汉书成语，乃倒置错出，以致上下不属，文义难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误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颠倒四百余字，向来选家坊本，皆袭舛而不觉，此因板心数目颠倒而误者也。凡此皆因失于较订，以致传写之讹。至于妄加删改，为尤甚焉。昆山本则以从祖之好自用，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删去，篇中遂无照应。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则以宗人之少读书，凡用经史，彼所不晓者，非删则改。今皆据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误者，侧考古书，据文义以正之。较勘数四，颇为精详。间有疑者，阙之。讹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旧刻行世已久，恐观者见其参差，反致疑于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 一、删重。 隆庆元年浙江乡试时，府君任长兴方踰年，以资浅故，不得为同考试官，仅入外帘。然夙负高望，主考推重，五策问俱委作，并属作对策。后遂刻为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颇加删改。府君与门人尺牍，以为窜入鄙语。故今集中对策止存前四道。昆山旧本，因止刻策问，故首载前四策问。今既并对策俱刻，不必又重见，故去之。又吴纯甫行状、墓表二首，大略皆同，今存行状而废墓表。西王母图序二首，大同小异，今存前作而废后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颂而略改，今存序而废颂。若题同而文绝不同，截然为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类，则两存之。 一、履历。 凡古人文集，必载本传以见其人之生平。府君之学术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国史，缺于无征。今但取前辈诸公志、铭、墓表、行状、传、赞、序、跋，凡有关于府君之文集者，附录一卷于后，庶几读府君之文者，开卷而如见其人云。 曾孙庄识 谨按： 恒轩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屡经窜改而未有所定。玠于刻工处见抄本，凡八则，而中多可商。思欲删逸之而未敢也。会往虞山谒从叔孝仪，孝仪叔出先叔凡例一册，内止五则，云得之于钱子绣林。盖钱子于黄洲董夫子署中携归，此为先叔最后改本无疑，而家中特遗其稿。因大喜过望，亟以付诸梓。集中选定编次之法，大约因钱宗伯而不无稍异。今系先叔凡例于后，而仍存钱宗伯凡例于前，庶几不没其实，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 康熙乙卯孟春望后一日，玄孙玠谨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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