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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滨鸟在生物学上的这些典型特征——早成性的雏鸟、量少形巨的鸟蛋、平地筑巢的习惯以及因食肉动物造成鸟蛋和幼雏的严重夭亡——使得雏鸟易于接受雄性单亲育后、雌性抛夫弃子，无拘无束的模式。当然，多数滨鸟种类中的雌性不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一雌多雄的机会。例如，居住在北极酷寒地带的多数斑鹧由于繁殖季节太过短暂而没有时间生育第二窝孩子。只有在少数物种，如热带的水难和南部斑鹧种群中，一雌多雄组合才时有发生甚至成为通例。尽管这一现象与人类的性行为相去甚远，滨鸟的性行为仍然对我们很有启发，因为它揭示了本书的主旨：物种的性行为是由物种生物学上的其他特征潜移默化决定形成的。因为对于滨鸟，不像对人类，我们无需考虑道德准则，所以我们更易认同这一结论。 雄性薄情模式的另一个例外发生在这样一些物种中：体内受精、但是单亲很难甚至不能独力养活依赖性很强的幼崽，人类是其中之一。父母中的另一方有必要为配偶或者子女觅食，在配偶外出觅食时照料子女、保卫家园以及教育子女。在这些物种中，雄性不伸援手，单靠雌性是养不活也保卫不了孩子的。如果抛下受孕的配偶去追逐其他异性，孩子会饿死，显然对雄性并无进化益处。因此，自身利益牵住了雄性不羁的心，迫使他留在怀孕的配偶身边，反之亦然。 我们熟知的北美洲和欧洲鸟类的状况是雌雄恪守一夫一妻婚约，共同抚育子女。尽人皆知，人类也大体如此。尽管有超市可购物，有保姆可雇用，单亲家庭的生活仍然麻烦多多。在那些远古的狩猎年代中，无论幼年丧父还是失母，都将减少孩子的存活可能。同母亲一样，渴望绵延血脉的父亲发现照看孩子是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于是多数男人为妻儿提供食物、安全和居所。因此人类的社会制度名义上都是由一夫一妻的已婚伴侣组成，偶尔也有有权有势的男人妻妾成群。大猩猩、狒狒以及少数其他雄性育儿的哺乳动物都是基于同样的考虑。 然而，父母共担育儿重负并不能熄灭两性战争的烽火。由于产前父母的投资不等，这一安排未必能缓解父母利益的冲突。即使在那些照顾子女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中，雄性仍然试图搞明白，他们究竟付出多少才能既保证子女主要靠母亲照顾活下来，又能在外寻花问柳。雄性不放弃引诱他人配偶的机遇，而那无辜的戴了绿帽的丈夫则被蒙在鼓里，养育着“好夫”的孩子。雄性理所当然地因此对自己配偶的一举一动而疑神疑鬼起来。 有一种欧洲鸟类叫做花斑够，它极好地反映了父母在共同育儿过程中的内在冲突，人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多数雄性花斑销名义上是一夫一妻的，但是许多雄性都试图赢得更多雌性，而且有些还得逞了。因此，我在讨论人类性行为的本书中拨出几页讨论某些相关鸟类，因为它们的行为同人类惊人地相似，但又无涉道德问题，因而极具启发性。 我们看看雄性花斑鸷是如何寻花问柳的。春暖花开季节，雄鸟会找到一处好巢穴，在周围划定界限，追逐到一只雌鸟，然后与之交配。当这只雌鸟（称之为元配）产下第一个蛋时，雄鸟确信是自己令她受孕，而她将会忙于孵化他的孩子，对其他异性毫无兴趣而且还暂时丧失了生育能力。于是雄鸟在附近找了另一个巢穴，赢得另一只雌鸟（称之为二房）的苦心，与她交配。 当二房产卵时，雄鸟确信自己已令她受孕。差不多同时，无配产下的卵开始孵化。雄鸟返回元配身边，喂养她的雏鸟占据了他大部分心神，对于二房的孩子他只稍微管一下甚至全然不顾。鲜明的数字对比撕下了雄性多情的假面：雄马平均每小时14次往来于元配的鸟巢内外衔运食物，而它往二房处运送食物的频率只有每小时7次。只要能找到足够的鸟巢，多数已有配偶的雄鸟都会蠢蠢欲动，追逐第二个雌性，而且其中有多达39％的雄性成功了。 显然，这种模式同时造就了赢家和失败者。由于雌雄鸟的数目大体相等，而且每一个重婚的雄性必然对应着另一个的单身汉。这种模式的大赢家是那些一夫多妻的雄鸟，他们每年平均繁衍81只（归功于两性共同的努力），而那些忠贞不二的雄鸟只有5，5个子嗣。一夫多妻的雄马比起单身汉来，年岁要长，体形要大，而且他们能在最佳栖息地点占据最佳地盘和巢穴。因此，他们的孩子体重要比其他雄性的子嗣重上10％，这些健壮的雏鸟要比羸弱的同伴有更多生存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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