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140)_西蒙·波娃

一四〇

　　“可我还让你讨厌，你再也不愿见到我。”她绝望地说。

　　“是的，”他冲动地想，“我再也不愿意。”可他大声地说道：“不，我当然愿意。”

　　“你最终准会恨我，你这样也是有道理的。真想不到我会跟你吵！”

　　“你没跟我吵。”

　　“你完全明白是吵了。”她嚎啕大哭道。

　　“安静下来，波尔，”他以最甜蜜的声音劝道。他真恨不得揍她一顿，可他却用手去抚摸着她的头发：“安静一下。”

　　他继续抚摸着她的头发，几分钟后，她终于决定抬起了头，“行，我走。”她说道，接着惴惴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明天来吃中饭，答应了？”

　　“我发誓。”

　　“从今再也不见她一面，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了。”等她关门离去后，亨利暗自在想：“可要是再也不见她的面，怎么让她接受钱呢？一个认真的女人是决不会接受一个男人救助的，除非当面来见她。我一定设法解决。可我再也不愿见到她。”他下定了决心。

　　“请原谅我让您久等了。”他对勒诺瓦说。

　　勒诺瓦轻轻一挥手：“这没关系。”他咳嗽了一声，脸上已经红红的了，他无疑早就准备好了这场谴责的每个字，可亨利就站在面前，他的话全给打乱了。“您一定猜得到我这次来访的目的。”

　　“是的，您和迪布勒伊是一致的，我的态度引起了您的愤慨。我已经陈述了我的理由，我为没有说服您而感到遗憾。”

　　“您说您不愿意对您的读者隐瞒事实真相。可这是什么事实真相？”勒诺瓦说道。他重又找到了他这场责问的关键词之一，于是下面的词语就很容易一个个接上了。模糊的事实真相，片面的事实真相，对这一套陈词滥调亨利再也熟悉不过了。等勒诺瓦终于放弃了这些泛泛之谈，亨利猛地惊醒，只听他说道：“苏联的警察管制发挥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的作用并无差别，如果这一作用发挥得更加具体化，我看只有好处。一个工人不会受到辞退，负责干部也不会受到破产威胁的制度必定会创造新的惩戒形式。”

　　“可不一定非得采用这种形式。”亨利说，“您不会把失业工人的状况和集中营劳工的状况进行比较吧。”

　　“他们的基本生活至少是有保障的。我坚信他们的命运不像有关的宣传所说的那么悲惨。何况人们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是一个苏联人的心理与我们的并不相同：比如苏联人认为根据生产需要被调动工作就很自然。”

　　“不管其心理如何，遭受剥削，仅吃饱肚子，被剥夺一切权利，投进监牢，服沉重的劳役，被活活冻死、病死、累死，谁也不会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亨利说道，同时心里暗暗在想：“这政治可真神啊！”勒诺瓦很可能受不了看着一只苍蝇活活受罪，可却心安理得地容忍集中营的恐怖行径。

　　“谁也不愿为作恶而作恶。”勒诺瓦说，“苏联政权也不会。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那是因为有必要。”勒诺瓦脸越来越红。“您怎么敢谴责一个根本不了解其需要和困难的国家的制度呢？这是不可容忍的轻率行为。”

　　“其需要和困难我已经讲过了。”亨利说，“您也十分清楚我并没有全盘谴责苏联制度。可要盲目地全盘接受，这是怯懦的表现。您以需要为名肯定其一切做法，可这种说法是一种可以两面使用的武器。当佩尔托夫说集中营必不可少时，那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

　　“集中营在今天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可并没有一直存在下去的必要。”勒诺瓦说，“您忘记了苏联今日所处的是一种战争的局面，资本主义列强在等待时机向它扑去。”

　　“尽管如此，也丝毫不能证明集中营有必要存在。谁也不愿为作恶而作恶，可有的人还是经常在无谓地作恶。您并不否认在苏联和在任何国度都犯过错误：不然饥荒、起义和屠杀就可以避免。那么，我认为这些集中营也是个错误。您知道，”他补充道，“迪布勒伊也赞成这一观点。”

　　“不管是必要还是错误，您反正做了一件坏事。”他说，“攻击苏联，并无益于改变在苏联发生的一切，而是为资本主义列强效劳。您作出了为美利坚、为战争效力的抉择。”

　　“不！”亨利说，“人们可以批评共产主义，而不会有损于它。共产主义总比您说的要更稳固！”

　　“您刚才再次证明了一个人要想成为超共产党人而在客观上不沦为反共分子是不可能的。”勒诺瓦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革命解放联合会一开始就决定了其命运，要么与反动派同流合污，要么就彻底灭亡。”

　　“如果您是这么想的，那您只有加入共产党了。”

　　“是的，我只有这么做了。我也马上就要这么做。”勒诺瓦说，“我非要把情况摆清楚：从今以后让您把我当作一个敌手看待。”

　　“我感到遗憾。”亨利说。

　　他们一时尴尬地面面相觑。勒诺瓦终于说道：

　　“那再见了！”

　　“再见。”亨利说。

　　对，盲目地相信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从而否认事实、数据、道理和自己的理智，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反击方法。“勒诺瓦不是共产党员，正是因此他才过分激烈。”亨利暗自思忖。他所感兴趣的，是能和拉舒姆或随便哪个聪明而不过分搞宗派主义的共产党人交谈交谈。

　　“你这几天见到拉舒姆了吗？”他问樊尚。

　　“见到了。”

　　樊尚受到了集中营事件的震动，他开始认为不应该公开事实真相，可后来赞同了亨利的意见。

　　“他对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亨利问。

　　“他挺生你气的。”樊尚说，“他说你有反共倾向。”

　　“啊！”亨利说，“那集中营呢？他不感到有害吗？他是怎么看集中营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认为这不存在，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机构，认为这会自行消灭。”

　　“我明白了。”亨利说。

　　人们显然不爱向自己提出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制度。共产党报纸甚至对这种机构大唱赞歌，称其为惩戒性劳动改造营；反斯大林分子则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重新激起已经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借口。

　　“又是一些贺电！”萨玛泽尔把电报往亨利的办公桌上一扔说道，“可以说我们已经激起了舆论。”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斯克利亚西纳在会客室等着呢，跟他一起来的有佩尔托夫和另外两个人。”

　　“他的计划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总该接待他们吧。”萨玛泽尔说。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面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热刚刚给您寄来的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报》决不容忍伏朗热的文章。”亨利说。

　　“遗憾。”萨玛泽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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