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第四部监狱第一章彻底而严厉的制度

第四部监狱第一章彻底而严厉的制度(1)

　　如果说监狱是与新法典一起诞生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监狱这种形式在刑法体系系统地使用它之前就存在了。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肉体，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如果一种机构试图通过施加于人们肉体的精确压力来使他们变得驯顺和有用，那么这种机构的一般形式就体现了监狱制度，尽管法律还没有把它规定为典型的刑罚。

　　诚然，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有一种拘留刑罚。但是，这实际上是刑罚对已经在其他地方形成的强制机制的接受。刑事拘留的“原型”——根特监狱、格洛斯特监狱和沃尔纳街监狱——一标志着这种转变的最早几个明显可见的点，而不是标志着革新或起点。监狱这个惩罚武库中的一个基本因素，确实标志着刑事司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刑事司法走向“人道”。

　　但是，它也是新的阶级权力正在展开的那些规训机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在那个世纪之交，一种新的立法把惩罚权力规定为社会以同样方式对所有社会成员施展的一般职能，在这种权力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把拘留变为典型的刑罚时，新立法引进了某种权力特有的支配方式。司法被说成是“平等”的，法律机制被说成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包含着规训征服的一切不对称性。这种状况就标志着监狱这种“文明社会的刑罚方式”（RoSSi，169）的诞生。

　　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监狱惩罚旋即便具有了不言而喻的性质。在19世纪最初几年，人们还把它视为新奇之物。但是它显得与社会的职能本身是如此紧密而深入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它把18世纪改革家所设想的其它一切惩罚手段都抛进忘川。它似乎是历史运动本身的产物，人们别无选择。“立法者使监狱成为我们目前刑罚体制的基础和几乎全部内容，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兴之所至。这是观念的进步和道德的改善”（VanMeenan，529一530）。

　　此外，虽然一个世纪之后，这种不言而喻性有所改变，但它并没有消失。我们都意识到监狱的各种弊病，知道虽然它并非无效，但也是有危险的。然而人们无法“想像”如何来取代它。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解决办法，但是人们似乎又不能没有它。

　　监狱的“不言而喻”的性质，即我们发现很难割舍它，首先是由于它采用了“剥夺目由”的简单形式。在一个自由受到推崇、自由属于一切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情感向往自由的社会里，监禁怎么会不成为典型的刑罚呢？这是因为失去自由对一切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与罚款不同，这是一种“平等”的惩罚。监禁是最明晰、最简单、最公平的刑罚。此外，它能够用时间来量化刑罚。在工业社会里，有一种工资形式的监禁。这种形式构成了它在经济上的“自我证明”，能够使监禁显得是一种补偿。

　　通过征用犯人的时间，监狱似乎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观念：罪行不仅伤害了受害者而且伤害了整个社会。按日、月和年头计算的，在罪行与时间之间定出量化等式的刑罚，有一种经济一道德的自我证明。于是，人们就经常听到这种与严格的刑法理论相反的却与惩罚的作用相一致的说法，即坐牢的人是在“还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用时间来衡量交换是“自然”的，监禁也同样是“自然”的。

　　监狱的自我证明还基于它自身的角色。它被设想为或被要求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机构。当监狱进行监禁、再训练、从而造就驯顺者时，纯粹是稍稍有点强化地模仿了在社会中已有的各种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怎么会不被人们一下子就接受了呢？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监狱与它们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这两重基础——法律一经济基础和技术一规训基础——使监狱似乎显得是所有刑罚中最直接和最文明的形式。而且正是这两重作用使它坚实可靠。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监狱不是先有剥夺自由的功能，然后再增添了教养的技术功能。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负有附加的教养任务的“合法拘留”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在法律体系中剥夺自由以改造人的机构。总之，刑事监禁从19世纪初起就包括剥夺自由和对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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