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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李亨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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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 亨嘉先生： 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今之对德宣战，非以图近利（加关税缓赔款之类），非以助协约，非以报小怨（夺青岛之类），亦非以主张公理拥护公法，正欲扑彼代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之德意志，使彼师事德意志诸国，知无道之强权，不可滥用，然后吾弱者始有偷生之余地耳。至于实力能胜任与否，在理论上不成问题，在事实上非单独与德宣战，殊无绝对失败之理。且既已绝交，势难反顾。日攻青岛以来，吾国已非中立；今仍欲骑墙，祸更不测。 吾国民偷目前之苟安，无远大之策略，欲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也（不但中国如此）。若国之大政，必事事少数服从多数，则吾国之恢复帝政，垂辫缠足，罢学校，复科举，一切布旧除新之事，足下能保不为多数赞成乎？ 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来书所谓代表舆论，乃同流合污媚俗阿世之卑劣名词，记者所不受，不忍受也。 署名：记者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1917年5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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