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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译书(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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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人名、地名。高凤谦曰：“西人语言，佶屈聱牙，急读为一音，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瀛寰志略》所载国名之歧，多至不可纪极。宜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国用英语为主，以前此译书多用英文也；中国以京语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兹以后，无论以中译西，以西译中，皆视此为本。”可谓精当之论。惟前此已译之名，则宜一以通行者为主。旧译之本，多出闽、粤人之手，虽其名号参用方音者，今悉无取更张，即间有声读之误，亦当沿用。盖地名、人名，只为记号而设，求其举此号，而闻者知为何人何地足矣。近人著书，或矜言厘正，如谓英吉利乃一岛之称，称其国名，则当云“白尔登”，谓西伯利亚之音不合，宜易为“悉毕尔”之类，徒乱人意，盖无取焉。今宜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读之书，刺取其译名，泐为定本。其续译之本，有名目为旧译所无者，然后一以英语、京语为主，则尽善矣。 二曰官制。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此不易之法也。人名、地名不过记号之用，译音已足。至如官制一途，等差甚繁，职掌各别，若徒译音，则无以见其职位若何，及所掌何事。如《水师章程》等书，满纸不相连属之字，钩辀格磔，万难强记，此一蔽也。若一以中国官比例之，则多有西官为中土所无者。康成注经，以汉况周，论者犹讥其不类，况于习俗迥殊，沿革悬绝。且中国官制名实不副，宰相不与机务，兵部不掌军权，自余一切，罔不类是。然则以中例西，虽品位不讹，职掌已未必吻合，如守土大吏，率加“督抚”之号，统兵大员，概从“提镇”之名，鹿马同形，安见其当？至于中土，本无此官，强为附合者，其为乖谬，益不待言，此又一弊也。今宜博采各国官制之书，译一通表，先用西文列西名，详记其居何品秩，掌何职守，然后刺取古今官制与之相当者，为译一定名。今有其官，则用今名，今无其官，则用古名，古今悉无，乃用西音，翻出名之（中国官称喜袭古号，即如“巡抚兼副都”之衔，而遂号中丞，“知州”非司牧之任，而沿称刺史。凡此之类，不一而足。皆于正名之谊有乖，然人人知其为同名异实，无所不可。若以西官袭中号，则人将因其所定之名，以求其所掌之职，苟立名不慎，则读者鲜不误会，即如英国、印度之长官，与威而士之长官，译者皆名之为“印度总督”“威而士总督”，而不知其权迥异也。此等之类极多，不可枚举。取参错之名而比较以定之，此事最难。如《历代职官表》可谓近代博大明备之书，然其定例以本朝官为主，而列历代之名于下，其前代有此官而本朝竟无之者已多漏略失载，而其中以古制勉强牵合今制，实则其职绝不相类者，尤属不少。夫同在中国数其沿革，尚且若兹之难，况以中例西耶。故苟其职为古今悉无者，切不可勉强牵合，无宁译西音而注其职掌而已）。此后凡译书者，皆当按西文查表，沟若画一，则耳目不乱，制置厘然矣。若未能就此盛业，亦当于译出之每官名下，详注其品秩、职掌，勿使学者疑焉（日本近日官制悉模仿西法，而其官名率多汉唐遗称，若有中国古今悉无之官则用日本名称，亦大佳也）。 三曰名物。高凤谦曰：“泰西之于中国，亘古不相往来，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为风气。有泰西所有中国所无者，有中国所有泰西所无者，有中西俱有而为用各异者。至名号则绝无相通，译者不能知其详，以意为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书异名，且其物为中国所本有者，亦不能举中国之名以实之。今宜将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质之类，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据，其为中国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国所无者，则遍考已译之书，择其通用者用之；其并未见于译书者，则酌度其物之原质，与其功用，而别为一名。”其论韪矣！有生以来，万物递嬗，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以变为人类之世界，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其间产物生灭相代，其种非一，或古有今无，或今有古无，或古今俱有之而古人未能别析其名（如六十四原质，自古人视之则统名为气、为土、为石而已）。至于人造之物，日新月异，其名目之增，尤不可纪极。西人惟文字与语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则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国惟文字与语言分也，故古有今无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无存，则其字亦为无用；其今有之物，既无其字，则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强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虚字假实字，沿用已久，尚无不可（“不”字、“焉”字、“之”字、“也”字、“哉”字之类）。以实物而复假他实字以为用，则鲜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岂能悉假古字？故为今之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近译诸名如“汽”字之类，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质“锌”“铂”“钾”等之类，造新字也。傅兰雅译化学书，取各原质之本名，择其第一音，译成华文，而附益以偏旁，属金类者加“金”旁，属石类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译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属鱼类者加“鱼”旁，属鸟类者加“鸟”旁，属木类者加“木”旁，属器类者加“匚”旁，自余一切，罔不如是，既无称名繁重之苦，又得察类辨物之益。定名之后，仍用名目表之法，并列两文以资证引，此译家正名之宏轨矣。 四曰律度量衡。列国并立，则衡量必不一，列国既通，则必于其不一者，而思所以一之。李斯之制秦权、秦量是也。今将译通万国之籍，亟宜取万国之律度衡量，列为一表，一英尺为中国若干尺，一英里为中国若干里，一磅一佛郎一罗卜等为中国若干金，其西国之名，皆宜画一（如或称佛朗或称福兰格、或称罗卜或称卢布或称留之类）。各国类别，勿有挂漏。四明沈氏有《中国度量权衡表》一书，惜未大备。掇拾补苴之，斯成大观矣。 五曰纪年。以孔子生年为主，次列中国历代君主纪年，次列西历纪年，次列印度旧历纪年，次列回回历纪年，次列日本纪年，通为一表。其有小国虽纪年不同，而无大事可载记者，暂略之。它日译书，依名从主人之义，凡记某国之事，则以其国之纪年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于下。 译书有二弊，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夫既言之矣，翻译之事，莫先于内典，翻译之本，亦莫善于内典。故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自鸠摩罗什、实义难陀皆深通华文，不著笔受；玄奘之译《瑜伽师地论》等，先游身毒，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舌人相承，斯已下矣。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近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 凡义法奥赜、条理繁密之书，必就其本文分别标识，则读者易了。经学以《仪礼》为最繁密，故治《仪礼》学者，分章节务极细；佛学以《相宗》为最奥赜，故治慈恩学者，修科文务极详。今西人格致、律法诸书，其繁赜与《相宗》、礼学相埒，凡译此类书，宜悉仿内典分科之例，条分缕析，庶易晓畅，省读者心力。近英人潘慎文新译《格物质学》，颇得此意。其或佳书旧有译本，而译文佶屈为病不可读者，当取原书重译之。南书《涅槃经》经谢灵运再治，而大义毕显；《华严》《楞伽》皆经唐译而可读。其前事也，如同文馆旧译之《富国策》，而《时务报》有重译之本；广学会旧译之《泰西新史揽要》，而湖南有删节之编，咸视原书晓畅数倍，亦一道也。 舌人声价，日益增重，译成一籍，费已不赀，而译局四设，各不相谋，往往有同此一书，彼此并译。昔制造局所翻《化学鉴原》，并时翻者凡有四本，黄金虚牝，良可叹嗟。今宜定一通例，各局拟译之书先期互告，各相避就，无取骈拇。然此非有司之力，殆未易整齐也。 请言译才。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近译西书之中，算书最佳，而《几何原本》尤为之魁，盖利、徐、伟、李皆邃于算，而文辞足以达之也。故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今国家之设方言学堂，其意则非教之以学也，不过藉为译署、使馆之通事而已。故其学生亦鲜以学自厉，肄业数年，粗识蛮语，一书未读，辄已出学，若此类者殆十而六七也。夫执略解华文、能操华语之人，而授之以先秦两汉旧籍，欲其索解焉不可得也。今责此辈以译西文，殆犹是也。故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马建忠曰：“翻译书院之学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功课，加读汉文，由唐宋八家、上溯周秦诸子，日课论说，使辞达理举，如是一年，即可从事翻译。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资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果能功课不辍，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适可斋记言》四）其言韪矣。入学堂一二年以后，即以译书为功课，译才成而译出之书亦已充栋矣。此最美之道也。惟译天算、格致、声、光、化、电、法律等专门之书，则又非分门肄习，潜心数载，不为功也。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侧，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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