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结婚十年(1)_苏青

一

　　衣沾何足惜
　　但使愿无违

　　▼关于我——代序

　　关于我的一切，其实是无须向人申诉的，不过我有一种心直口快的坏脾气，话在胸中淤塞得长久了，不吐不快，想想还是趁这次印新书的机会，把它原原本本地说一番吧。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凡，初无什么出类拔萃的大志。在念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学校所在地又偏僻，没有什么可消遣的，只得看些书，而所看的书又是新文艺居多数，于是也就试着投稿，居然有几篇被采用了，心中自然高兴，但决没有做一个终身写作者的愿望，这是我写文章的开始。

　　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连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在内都要我设法养活，当时我也想找个中学教书的职业，然而人家嫌我没有毕业文凭，碍难留用。好容易靠一个朋友帮忙，在某私立中学弄到一个代课教员的位置了，说明下学期可以正式聘用，我是只要有薪水可赚，代课与正式的名份差别倒是不计较的；不料到了第二学期，那个中学的校长到内地去了，遗缺由我的一位至亲长辈升任，这位长辈乃是个善于避嫌疑的正人君子，他做了校长以后除把自己的几个女儿侄子辈统统发表为公费生后，想到人言可畏，便把我的代课教员一职取消了。

　　“你是一个现成的少奶奶，又何必辛辛苦苦出来赚铜钿呢？”他说。

　　我失业了。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的，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不可期，而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视，如何是好呢？我只得又想到投稿了。

　　这时候上海已成为沦陷区，所谓正义文化人早已跟着他们所属的机关团体纷纷避往内地去了，上海虽有不少报章杂志，而写作的人数却大为减少起来，我试着去投稿，自然容易被采用了。我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虽也略受朋友怂恿，我知道此乃人家对我的好意，替我设法解决吃饭问题哪。不过我在以前写文章署名总用“冯和仪”的，从那时起便改用“苏青”了，倒也不是怕有什么罪行会给地下工作同志调査去，因为当时我的确从未听见过有这么一个组织的名称，更不知道他们究竟钻在地下第几层。总之我是因为不大愿用真姓名，所以才用这个新笔名的。我的意思大概是预备把卖稿当做一个短时期的生活方法，不久以后仍希望能有固定的职业，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

　　文章愈写愈多起来了，“苏青”这个名字也渐渐的有人知道了，而我所想找的固定职业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死心塌地地做职业文人下去了。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假使我赶时髦似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

　　我的文章是我的文章，发表在什么地方只得由它去吧。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这也是古人曾经说过，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

　　后来我也出过书，是自己印的，总算承读者不弃，让我稍稍赚些钱。我的书先后共有四本，第—本是三十三年四月出版的《浣锦集》，共计散文五十余篇，计二十余万字；第二本是同年七月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计十余万字；其他尚有《涛》与《饮食男女》两本是在次年出版的，也即是所谓胜利到来的一年了。当时卖书所得的钱自然是“储钞”，这大概就是我后来大受攻击的原因；不过在事实上我对于储钞倒也并没有什么偏爱，只为当时在上海购米买煤非用此钞不可，我既不肯饿死在黄浦滩上，又怎能义不使用伪币呢？就是胜利后半年之中，我的书款也还是法币、关金与伪钞兼收的，现在自然只收前二者了。以后若果发行“孙票”或什么的，我亦从众取用无闲言，先此声明一下，免得将来再招骂。

　　储钞二百折一的换成法币了，身为沦陷区人民之一的我，经济方面自然大为拮据起来。同时售书方面发生波折，据说在某一个清晨，有某某团团员数人，在某报摊上取去了几本《结婚十年》，说是这书有毒素的，且让我们拿去看一看再说。报贩哭丧着脸来对我讲了，要我承认这笔损失账，我不能断定这是他掉花枪呢还是真有其事，总之是毫无佐证的，我不能吃这个亏。于是我便通知他们，谁不愿卖这本书的，可以退还给我，点明册数付现钞，决不少你们半文钱。这样陆续便退下了一千多本，我也照数全收，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说此书是“色情的”，与政治无关了，书贩们纷纷再来批购，说是内地来的人很爱读此书，我又收回了全数现款，风潮总算过去了。

　　其间也有许多小册子对我作个人的攻击，加上连环图画，绘得恶形恶状的。千篇一律的话大概是讲到私生活之类，例如与某某有关系啦，借什么敲一笔大竹杠啦，以后又广蓄面首啦……把一个艰苦写作的女文人当做放荡不堪的妖妇来描写，在我简直是梦想不到的事。于是大部分人以耳代目，“苏青”两字遂为人所不齿，连带一般冰清玉洁的女作家都遭殃，普遍的被人当作讥笑的对象。

　　记得有一本《前进妇女》里索性老实不客气的称我为“文妓”，主张要求国府“严惩”，罪状据说是：“霸占文坛，造成一种荒糜的文风……奴化上海妇女的思想，麻木反抗的意识，使人们忘却压迫，忘却血的现实”云云。文章的结尾还说应该“销毁她的旧作，禁止这类含有毒素的书籍的发行和流通”，这倒使我着实吃了一惊——非为别的，乃恐断绝生计事大，身边尚有幼儿三名须养活也。结果总算此本刊物销路不广，而且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创刊以后便没有下文了，国府要人来不及注意，因此拙作尚得苟延残喘迄今，亦云幸矣。

　　至于一般小报的妙论，更是说不尽了。不过我对于它们倒还相当谅解，因为它们本来是“如此这般”的，现在仍旧把我如此这般说，只要于它们的销数有些好处，我是虽非君子却也乐于成人之美。它们专谈我或旁及于我的东西剪集起来可以贴成数巨册，可惜我也没有如此做，因为这种“鳞爪”留起来毕竟也算不得什么荣宗耀祖之事。有几段我看了也大笑，仿佛这是在谈别人的事，如“苏青听见胜利和平了便大哭三日夜，眼泪哭出十大缸”啦，或“苏青把家具什物整整装了六辆卡车不知逃往何处去”啦，其实我自离婚后便住在目前所住的公寓里，即没有大量金条去顶屋，虽欲乔迁安可得乎？有一个时期的确不大出来玩，原因是舍不得车钱，故不克每日挨门造访各小报馆说是：“苏青在这儿呢，没有逃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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