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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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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照相簿 “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 平时也就“丢三腊四”的，一累了精神涣散， 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 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 藉此保存。 张爱玲 〈图一〉左边是我姑姑，右边是堂侄女妞儿——她辈份小，她的祖父张人骏是我祖父的堂侄。我至多三四岁，因为我四岁那年夏天我姑姑就出国了，不会在这里。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 〈图二〉面团团的，我自己都不认识了。但是不是我又是谁呢？把亲戚间的小女孩都想遍了，全都不像。倒是这张藤几很眼熟，还有这件衣服—不过我记得的那件衣服是淡蓝色薄绸，印着一蓬蓬白雾。T字形白绸领，穿着有点傻头傻脑的，我并不怎么喜欢，只感到亲切。随又记起那天我非常高兴，看见我母亲替这张照片着色。一张小书桌迎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北国的阴天下午，仍旧相当幽暗。我站在旁边看着，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把我的嘴唇画成薄薄的红唇，衣服也改填最鲜艳的蓝绿色。那是她的蓝绿色时期。 我第一本书出版，自己设计的封面就是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以后才听见我姑姑说我母亲从前也喜欢这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我记得墙上一直挂着的她的一幅油画习作静物，也是以湖绿色为主。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长处一点都没有，气死人。 〈图三〉在天津家里，一个比较简朴的半旧花园洋房，没草坪。戴眼镜的是我父亲，我姑姑，余为我母亲与两个“大侄侄”，妞儿的弟兄们。 我母亲故后遗物中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被我丢失了。看来是直奉战争的时候寄到英国去的，在照相馆的硬纸夹上题了一首七绝，第一、第三句我只记得开首与大意： 才听津门（“金甲鸣”？是我瞎猜，“鸣”字大概也不押韵。）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因为他娶了妾，又吸上鸦片，她终于藉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回来也还是离了婚。她总是叫我不要怪我父亲。 〈图四〉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 我母亲与姑姑去后，妞大侄侄与她众多的弟兄们常常轮流来看我和我弟弟，写信去告诉她们。 不光是过年过节，每隔些时老女仆也带我到他们家去。我弟弟小时候体弱多病，所以大都是我一个人去。路远，坐人力车很久才到。冷落偏僻的街上，整条街都是这一幢低矮的白泥壳平房，长长一带白墙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门紧闭。进去千门万户，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都住着投靠他们的亲族。虽然是传统的房屋的格式，简陋得全无中国建筑的特点。 房间里女眷站起来向我们微笑着待招呼不招呼，小户人家被外人穿堂入户的窘笑。大侄侄们一个都不见。带路的仆人终于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一个高大的老人永远坐在藤躺椅上，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认多少字啦？”他总是问。再没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 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他五十几岁的瘦小的媳妇小脚伶仃站在房门口伺候。他问了声“有什么吃哒？”她回说“有包子，有盒子。”他点点头，叫我“去玩去。” 她叫了个大侄侄来陪我，自去厨下做点心。一大家子人的伙食就是她一个人上灶，在旁边帮忙的女佣不会做菜。 “革命党打到南京，二大爷坐只箩筐在城墙上缒下去的，”我家里一个年轻的女佣悄悄笑着告诉我。她是南京人。 多年后我才恍惚听见说他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一九六〇初，我在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写的端纳传（《中国的端纳》，Donald of China）上看到总督坐箩筐缒出南京围城的记载，也还不十分确定是他，也许因为过去太熟悉了，不大能接受。书中写国民政府的端纳顾问初到中国，到广州去见他，那时候他是两广总督。端纳贡献意见大发议论，他一味笑着直点头，帽子上的花翎乱颤。那也是清末官场敷衍洋人的常态。 “他们家穷因为人多，”我曾经听我姑姑说过。 仿佛总比较是多少是个清官，不然何至于一寒至此。 我姑姑只愤恨他把妞大侄侄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无力医治。妞儿在这里的两张照片上已经定了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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