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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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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倚在树下卖笑的女房友 十元店的所谓晚宴，也就是聚餐，大都在田心村天桥下的露天餐厅进行。我们一共去了11人，8男3女。“胖子”十分奢侈地点了8个菜，都是些“青瓜肉片”、“炒土豆丝”等家常菜。这个小餐厅，好像是十元店的配套设施一般，每个菜统统5元钱，米饭不花钱，想吃多少都可以。只是口感粗糙，吃了半天，我才明白吃的米饭是深圳少见的一种糙米，也就是内地的早米，它成熟较早，油分不多，入喉的感觉有点涩涩的。 “拿酒来，拿酒来！”我来了兴致，对着店小二大叫起来。可惜，店里没有瓶装金威，我只好买了两扎扎啤，给大家助兴。 酒喝三巡之时，有人问“胖子”找到工作后，会不会回来住？“胖子”说：“那是当然，现在酒店包住宿的不多，再加上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我在深圳又没朋友。”胖子说完话，问我：“你一个女人来到深圳谋生，确实需要勇气，以后找到工作不要忘了和我联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圳的女人多着呢！我看涂姐的心情挺好的，才不像你，整天悲悲戚戚的，幸好你找到工作了，要不，早晚我们都得被你烦死。”“开心果”梳了两条朝天辫，说起话来一晃一晃。我有些感动。我已经和他们成了朋友。这些敢在世纪末离乡背井来特区谋生的人，不能不说勇气可嘉，一如当年闯荡深圳的我们。 10点钟，大家喝得十分尽兴地回到十元店，却发现客厅内的空气有点异样。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小伙子正和另一位也是新来不久的安徽小伙子在粗声恶语地吵架。老板夹在中间，和事佬一般地劝他们“停火”。我们听了半天，才明白吵架的缘由只是为了一支牙膏。原来，长沙人新买的一支牙膏不翼而飞，认定是安徽人今早偷走了的，安徽人脸红脖子粗地辩解，那支牙膏是他今天上午才买回来的。 “胖子”一把拽住逼进安徽人的长沙人，说：“不就是一支牙膏吗？等大家都找到了工作，什么东西买不起，真搞不明白，两个大男人还计较这些？” 长沙人一把挥开“胖子”的手，调转矛头对准前来劝架的他：“别以为你找到工作了，就得意，还带着一帮人去饮酒作乐，你有什么了不得哇！” “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我找到工作了，我高兴，请大家吃饭喝个小酒，我还不请你呢！”胖子趁着酒劲，一古脑儿地说了一大堆。话音刚落，长沙人更不服气了，指着胖子的鼻子尖，大声叫嚷起来：“我说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请我，就算请我我也不肯去哩……” “好了！不要吵了！”我亮起嗓子吼叫了一声，然后说：“就不能留点精力去找工作吗？”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大家都不吭声，客厅内静得能听见吵架之后的激烈呼吸声。可是，不到两分钟，湖南人与安徽人还是大吵起来。我怕听人类之间互相指责咒骂的戏剧表演，走到阳台上去透透气。 阳台上，一个孤独的老者正在抽烟。他是十元店中年龄最大的，今年51岁，原是湖北省某市的杂志编辑，独闯深圳为了多赚些钱，去供养他两个在名牌大学读书的儿子。他先在一家企业内部刊物做老总，后来企业倒闭了，他只好选择十元店做一个中转车站，重新去找工作。 “你像个读书人，不像个住十元店的。”老者缓缓地说，吐出口中的浓浓烟雾。 “不，”我笑着撒谎，“书读得不多，所以才会下岗，你看我像做什么的？” “像我的同行，一个记者。” “为什么？” “因为你包打听。” 我开怀大笑：“错！我不过初来乍到，好奇罢了。” 我听见我否认的声音软弱无力，只好微笑着不断摇摇头。我不愿被人识破，对我直面社会底层的隐性采访不利。已是夜里11点，我推托十元店太吵，一个人走出房门，跳上一辆夜行中巴，漫无目的地穿过繁华闹市。中巴行至巴登街附近，突然看见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女孩子的身影，那是夜夜出门的上铺女子，那张浓妆艳抹的脸上绽开着奇异的笑容，穿着十分暴露，斜倚在一棵树下卖笑。我的心中，掠过一阵悲哀…… 深圳的街市，夜风轻轻吹过，夜凉如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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