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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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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肯的嫉妒也惹恼了那位学生,她不辞而别,并发誓再也不见邓肯。 邓肯在邦浦路的工作室里,独自地回忆曾经幸福的情景。她对“幸福”有了更为清醒又更为模糊的理解。她简直分不清幸福与苦难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它们是孪生姐妹吗?不,它们其实是“一个人”,穿着不同的衣服。 这时,她最好的学生艾尔玛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艾尔玛眼睛大,面庞圆,颇像迪尔德丽。 邓肯问她: “你愿意做我的女儿么?” 艾尔玛答道: “我从来就把您当母亲待的。我七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于瘟疫,您将我招进学校,我才免受街头流浪之苦,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那你就做我的养女吧。啊,我的迪尔德丽都这么大了。” 1921年春天,邓肯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政府的电报: “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愿提供1000名儿童为您建立学校。” 电报是苏联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拍来的。 邓肯先是木然,继而是惊讶,马上就变成了欣喜。她环视空空如也的工作室,没有“大天使”,没有希望,没有爱情,没有艺术,仿佛囚徒一般。不行,我要冲出这个牢笼,到新的天地里去闯荡。她回电: “欣悉来电。愿教育贵国儿童,唯一条件为一工作室及工作经费。” 卢那察尔斯基再次拍来电报,上面只有“同意”两个字。 邓肯把将去苏联的事告诉了艾尔玛。艾尔玛不安地说: “您这是冒天大的风险呢。报纸上经常报道那边杀人放火的事,看了都心寒胆跳,您不要去了。” “我主意已定。你不愿意就留在这里吧,这间房子给你住。” “我是铁定了要跟着您的,谁要我是您的养女哩。您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况且,报上的东西也不能信那样多。”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您这次的行程一定会吓欧洲一大跳。” 邓肯迅即打点行装,至于衣服,她只拿了一件红色的法兰绒短外套。 取道伦敦时,她去算命。算命的说: “您决心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会有许多新奇的经历,也会遇到不少麻烦。您还会结婚。” 邓肯哈哈大笑: “我可是个顽固的反结婚主义者。我不会结婚的。”“那好,等着瞧吧。” 虽然邓肯也不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她隐隐地感到,这一次行程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在通往莫斯科的途中,她觉得行走的不是自己的躯体,而是灵魂在向另一个境界迈进。 我们来读读《邓肯自传》的结尾,就足以感受到这位女艺术家当时的心情: 当轮船向北方行驶的时候,回头眺望我丢下的资产阶级欧洲的旧制度、旧习俗,不禁感到轻蔑和怜悯。从今以后,我就要在同志们中间,作为一个同志,实现我为人类的这一代人工作的宏伟计划了。那么,再见吧,你那使我办不成学校的旧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无情! 当轮船最后到达目的地时,我的心高兴得快蹦出来了。这一次我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是给予这个同志们的新世界。释迦牟尼头脑中曾经孕育的梦想,基督语训曾经传播的梦想,曾为历代艺术家最终向往的梦想,列宁以他巨大的魔力变为现实的梦想,都在这里了。我现在正在进入这个梦想,我的工作与生活将成为它的辉煌灿烂前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旧世界,别了!让我们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第十章 叶赛宁 1 艾尔玛·邓肯(自从依莎多拉收她做养女之后,她就自称艾尔玛·邓肯了)没有说错。当1921年7月21日,依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她疯了! 新闻界的反响虽然各执己见,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员格兰特就发出了疑问:“依莎多拉·邓肯完全可以在俄国之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得她所想获得的一切。她正当盛年,轻易抛开自己事业的顶峰而去苏俄执教,显然是一种女人的天真与幻想。” 《巴黎邮报》说:“依莎多拉·邓肯从一位艺术家演变成一名激进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但贸贸然跑到那边去,除了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外,应该没有别的解释。” 慕尼黑一家小报的揣测则显得别有用心:“依莎多拉·邓肯出走苏俄的动机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她冒着自己被侮辱的危险,也许是因为她无法遏制自己艺术的滑坡吧。” 瑞士《苏黎士报》以其一贯的中立态度,言辞恳切:“无论怎么说,邓肯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伟大的舞蹈家,这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动感,而不是动荡;带来了旋律,而不是硝烟;带来了节奏,而不是混乱。但欧洲却留不住她!邓肯的离开给欧洲敲响了警钟——高傲的巴黎人、伦敦人,你们自以为优秀的审美感觉哪里去了?” 邓肯这一回领教了舆论的导向作用。临行前,艾尔玛好不容易劝服了她的两位好友、也是邓肯学生的特里萨和莉萨一同前往,以壮行色。不料,她们在即将启航的一刹那突然反悔。邓肯冷静地放她们回去了,这不是去旅行,更不是去做客。她又想起了那位柴可夫斯基小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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