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31)_太玄书阁

三一

　　史迪威在使馆的顶头上司，是纳尔逊·T·詹森大使，一位48岁的、健壮的中产阶级人士。他1907年到中国学习语言，开始外交生涯，在汉口、重庆等城市出任过领事，1925年晋升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7年曾拒绝驻华公使敦促美国插手反对国民党人的要求，1929年再次到中国出任公使。他是第一位会讲汉语的驻华大使，对中国有广博的了解。他的座右铭是道教的一句格言“无为而无不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自己书写好这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也许由于都是务实的人，史迪威和他有一见如故之感。美国军界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戴维·包瑞德上尉，是史迪威的助理武官。他们三位对中国文化、中国人都有独到的见解。每每在一起谈论起来都很愉快。

　　南京国民党政府极力想使各国公使馆迁人南京，以显示外国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北平的外国公使大多不想去那座泥泞的城市。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仍是可疑的。但各国都在南京设立了由领事或代办主持的办事处进行工作。史迪威到北平时，英美两国为了不让日本在南京的外交级别高出一头，也都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9月，詹森率全体馆员到了南京，止或以大便身份举行了递交国书仪式。史迪威身着白色军服，佩戴着各种奖章，看上去文质彬彬，是个极其英俊的武官。第二年北平使馆所在地成了美国总领事馆，但史迪威被留了下来。因为美国认为，从军事角度考虑，继续注视华北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1935年10月，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到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史迪威的职务包括兼驻泰国武官，于是搭乘旗舰入曼谷湾登陆，到了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原名暹罗，从16世纪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到19世纪末，由于成了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而保持了独立地位。1939年5月改国名为泰国。它的西邻是缅甸，1858年被英国侵占，被划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它的东邻是柬埔寨，也是亚洲的一个古老国家，1363年被法国侵占。所以泰国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但此前的几位武官都不曾来过这里。这次泰国王室隆重接待了“奥古斯塔号”旗舰上下来的一行人，并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武官。史迪威除参加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会见外，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泰国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细报告。这是他作为武官要观察、研究驻在国的军事能力和意图的必尽职责。

　　史迪威自泰国返回北平时，已进入初冬的11月。日本在平津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等5省脱离南京政府，以完成日军割取华北之计划。宋哲元这次奉南京政府旨意，在日本压力下依从了。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他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但蒋介石却按兵不动。

　　此时，美国使馆看到，蒋介石不敢冒险同日本对抗，而宋子文却对报界说：“是抗战的时候了，即使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史迪威问詹森大使怎么看？得到的答复是：蒋宋二人意见相左，美国的政策要看哪一种意见取胜而定。

　　日军肆无忌惮，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恫吓。11月25日，国民党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日本要宋哲元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中国人的怒火骤然爆发出来了！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抗日游行。史迪威观察到了这个如“五四运动”一般的“一二九运动”。当时路旁的行人，都为游行的学生们鼓掌，一同高呼抗日口号，好多人不顾军警的阻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甚至连黄包车夫也振臂高呼起被禁止的抗日救国口号。这次游行立即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势不可当。向南京政府请愿的学生们，乘上京沪线火车，沿途劝说人们迫使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几个月里，北方民众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救亡联盟”等抗日救国团体。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在各阶层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受到热烈拥护。

　　史迪威在这期间，不断看到《大公报》等中、英文报纸上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1935年底，他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也给别的武官看过。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在一项照会中，还专就史迪威提供的小册子“很有意思”，表示感谢。史迪威当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熟悉并同情中国农民的苦难，所以他把共产党的出现，看作是农民遭受压迫的结果。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

　　由于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利息的压力，中间人
　　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
　　了共产党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
　　共产党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
　　下拥有土地。

　　史迪威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报纸，也有他的朋友提供的。当时他在西点军校的校友、驻天津第15步兵团团长林奇上校曾对他说，1932年他从菲律宾来中国休假，在江西看到了共产党军队，他们不抓壮了，却给士兵发饷，而且不允许他们欺压老百姓，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还有一位副领事，说他在云南看到长征的共产党军队士气高昂，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目标一致。虽然他们装备简陋，吃不饱饭，疲惫不堪，但他们是由经历过艰难困苦磨练过的人领导的，他们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了自太平军以来不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德。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长征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的13000人，以“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在山西汾离公路南侧的石楼、隰县城郊和中阳县关上村的战斗中，歼灭阎锡山的两个团又两个营，并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打退阎锡山的反击。随后红军在晋西北、晋南、晋东南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两个多月，歼敌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人，胜利回师陕北。

　　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阳调查了这次军事行动。他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说，红军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他还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史迪威还发现了共产党丢下的传单、布告、宣言，强调他们代表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政策方面有了“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去发展工业”，“成立国防政府”等条文。史迪威认为，他们知道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的号召力大，而且能使他们和北方人接近。

　　詹森大使预料，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将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因素，这也就会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尴尬境地”。但是，蒋介石知道，同日本人促和必将危及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授人以柄，使共产党人和他的其他许多对手能鼓动国人反对他。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已经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动的要求作为借口，再次企图赶他下台。所以，蒋介石在私下里也谈论武装抵抗日本，用意是指望美国提早而不是过晚地给他援助。这时，詹森听到了蒋介石给他捎的口信，说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詹森说，必须马上查实这种意图的虚实、真伪，免得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怎么查实呢？史迪威认为，看看他们是否在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就会清楚。这差事自然又落到史迪威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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