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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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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应站在各国的前列，当历史的前驱。 他为法国设计一个宏伟的民族抱负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轻率地考虑在法国铸造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妥协的哲学。但是，法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此不感兴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法国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在采取外交行动前，忽视了与戴高乐磋商，戴高乐就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机构中撤了出来。 1967年我与戴高乐讨论时，他对法国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恋表现在他的谈话方式和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样两个方面。我们是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中会见的，只有他的译员在常虽然戴高乐从来不讲英语，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语。我在大学学过法文，可以注意到当我们的译员偶然未领会戴高乐讲话的细微未节时，戴高乐常常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思想，强调那被译错了的意思。由于他喜欢无比精确的语言，因此他可能不愿说不地道的英语。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用法语是因为他认为法语应该恢复它从前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他也承认在谈话中他用法语有策略上的好处。在等译员翻译我的谈话和提问时，他可以有加倍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他显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听我讲话和听翻译时一样仔细。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会见了。戴高乐要求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中东和其他发生纠纷地区的问题。在我们会见时他对我说，他认为由于中东事态的发展，俄国很为难，可能容易接受一个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问他，苏联支持纳赛尔在中东到处侵略的政策，难道能不对他们寻求公正解决的诚意感到怀疑吗？他承认苏联有一个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埃及的政策，他们经常试图利用中东紧张局势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影响和起一种杠杆作用。但是，他强调说，苏联没有完全拒绝他建议的最高级会议。 最后结果是，俄国人对与西方领导人会谈毫无兴趣。我认为，戴高乐极度渴望使法国在国际上起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这次在判断上少有的失误。正如意大利总统萨拉加特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诚实的好人，但是他象一个照镜子的女人，又想照镜子，又怕看照出来的模样。” 戴高乐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法国尽管具有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伟大历史，但经济和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他不愿意美国和苏联在决定所有关键性外交政策时不和法国磋商或不让法国卷入。他也认为，法国人长期的外交经验使他们有能力以各种办法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作出贡献，没有经验的和鲁莽的美国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尽管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对眼前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对中东前途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以色列在交回它占领的领土中会坚持非常强硬的条件作交换的。他在谈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极端的人民时说：“看看圣经中记载的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样的爱走极端的人民。他说：“双方都总是想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报复的基础上争取和平。他认为，这样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迄今为止，以色列已经赢得了与阿拉伯进行的每一场战争，而且也将获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他说，“但是到头来，他们无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当时许多西方领导人那样，戴高乐把中东危机归咎于双方。结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给他贴上了“反犹太人”的标签。 经常批评戴高乐的波伦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对我说：“问题是他（指戴高乐）觉得犹太人总的来说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主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我说，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不应单纯依赖于与苏联的双边关系。他带着一丝微笑口答说：“我记住了。”他确实记住了。 当我成了总统时，我和戴高乐弥合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没有藐视戴高乐的建议和忠告，而是欢迎它。因为我知道，从他对于世界事务的经验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浅。我相信仅仅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在改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乐关于领导艺术的教导既非常简单而又一针见血。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概括地阐述了它的要点。如果一个领导人有神秘性、性格和庄严，他就可以获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获得权威。如果在权威外还有先见之明的话，就可以象戴高乐那样，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庄严，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在声望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伟大和“含糊的忧郁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内容的满足、安宁和欢乐，对那些位高权大的人来说是享受不到的。”一个领导人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约束、经常冒险和不断的思想斗争。 戴高乐想要恢复他的国家的伟大，愿为它献出个人的一切。他那由于年龄和劳累而刻上皱纹的、板着的脸，使他看上去有领导人所具有的忧郁气息。他的嘴唇紧闭，象是永远感到不满似的。他笑时，嘴唇咧开了，但嘴角从不向上翘。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双蓝眼睛周围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丝悲哀。他的左眼总是稍稍向外斜，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会得到女子的钟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远不可能实现。 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孤僻，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回避同事们的友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用过比“我的将军”较为亲切些的字眼来称呼他。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说：他把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助手调走，只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和他变得太接近。 但是谁也不能够永远那样地沉郁、严厉。戴高乐的“人性”的一面偶尔显现到表面上来，例如，他对家庭生活的传统价值极为重视。他能记住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的名字，经常问起他们。 在他通常严肃的举止中不时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法国幽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有一次，一个助手由于巴黎电话线大忙而打不通电话的时候，把话筒狠狠一摔，大声嚷道：“把笨蛋统统处死！”刚走进房间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乐说：“啊！多么庞大的计划，我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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