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54)_李治亭

五四

　　三桂读了他的疏言，很恼火，于七月十二日上疏，反驳他的不实之词。他首先说明，取成都为根本之计的建议，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而李国英是在他之后才说这番话的，不过是发他已发的议论罢了。所谓“畏避等论”，不知他用意何在！于是，他进一步阐明他的方略，以成都为“根本”，将来“进取滇黔皆有基，而接济亦可资一臂之力”。这样，守也可守，战也可战，操掌主动权，“始称一劳永逸”。如李国英随便说的，“驻镇保宁一隅”，恐非得算。为表示他的决心，他坚决要求出征，愿率领在四川的各镇官兵为前驱，“进取成都、嘉定”，待收复之后，如让他共守，他可把属下官兵家口迁入成都；如命巡抚固守，他仍带部属回汉中。他又说，目下“南方多事，狡寇狂逞”，他不能安居汉中。如“皇上不以臣为无用”，请下命令，独当一面军事，“臣何敢辞焉”！他要求朝廷早定机宜，他随时听候命令。【《明清史料》丙编第9本，897页。】

　　吴三桂这番表态，处处为朝廷分忧，愿承担重任，世祖是颇受感动的。李国英的奏文，看出封疆大臣“畏难避苦”，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的还不在此。他还不了解南方的军情，由于云贵地处高原，山峰林立，地形复杂，民族杂处，加之气候条件，很不利于军队的作战行动。李定国部异常强悍，征剿实非易事，不是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要说出征将领“畏难避苦”，也不尽然。像孔有德出征广西，以不服水土，受烟瘴之气，身上所受刀箭伤疤时时发作，强行忍受，后因寡不敌众，自缢于桂林。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亦被李定国部击毙于湖南衡州。尚可喜与耿仲明在广东与李定国诸部周旋，展开拉锯战，可谓艰苦备尝。

　　洪承畴以花甲之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督五省兵马，军政皆操于他一人之手，可谓劳瘁之至！三桂自降清，屡次远征，并无多少安闲的日子。清朝正当创统一大业之时，将吏斗志高昂，人人争奋，各建勋绩，可谓心力并劳，不辞君命之重托。李国英见识不及于此，把云贵等地迟未平定，归咎于封疆大臣“畏难避苦”，看法偏颇，亦失公平，而且还隐然暗指三桂、李国翰等，多有讽喻之意。三桂不服，逐项反驳，不无道理。

　　世祖对他们两方面的意见，未做出明断。他仅将李国英的奏文交付“所司密议”，却迟迟未见拿出具体方略。从世祖给三桂的答复中，朝廷虑及“路远民稀”，转运粮饷艰难，还不打算让三桂取成都，是否取云贵，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因此，他安抚三桂安心驻汉中。

　　到顺治十三年，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清朝已完成了对大陆的基本统一，只有云贵的永历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继续抗清，影响着它建立对全国的稳固统治。这年四月，正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裔介指出的：“天下民生所以不安者，以云贵有孙可望，海上有郑成功也。”【《清世祖实录》，卷100，12页；参见《爝火录》，卷27，917页。】可见，孙、郑两人的势力与影响之大！但谁也没想到，次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南明永历政权秦王孙可望竟携妻子奔赴长沙，向五省经略总督洪承畴投降。如一颗硕大的果实，突然投进世祖的怀抱，他能不感到天降意外之喜！他不但批准他投降，还给予崇高的待遇。孙可望降清，为最后彻底消灭永历政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世祖与廷臣抓住这一时机，选派吴三桂出征贵州、云南，务期一举荡平。

　　原来，孙可望已与他的义兄弟李定国发生火拼，永历政权内部分崩离析，已遭到严重削弱。当年，他俩被张献忠收为义子，改姓张。还有艾能奇、刘文秀也被张认作义子。可望善揣度献忠的心意，办事机警，深受献忠喜欢，列为长子。后来，献忠封可望为平东将军，定国为安西将军，能奇为定北将军，文秀为抚南将军，其他部将白文选为前军都督，王复臣为左军都督，等等。四将军同为献忠义子，彼此皆以兄弟相称，属下文武称他们为“帅主”。献忠牺牲后，他们兄弟四人自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他们招降世守云南三百余年的原明黔国公沐天波，进而据有整个云南。他们恢复本姓氏，自封王号：可望自称“平东王”、能奇称“定北王”、定国称“安西王”、文秀称“抚南王”。“是时，四人并大，各领一军不相下。”

　　可望一心想当领袖，定国并不心服，遇事相抗。可望想制伏定国，树立自己的威风，便寻机示威。一次，在演武场上，当着诸将和全军的面，毫无道理地下令把定国捆倒，责打一百军棍。事后，可望亲至定国家中，百般解释，想缓和或消除定国对他的怨恨，但两人嫌隙自此产生。不久，他们都降了永历政权，可望求封王爵，得“秦王”之号，封定国等为公。定国不受，实实在在地说：“我等无尺寸功，何敢受朝廷之封！”定国谦让，使可望丢了面子，因而很生气，嫉恨定国，嫌隙又加深了一步。

　　论才能与威望，定国不在可望之下。可望嫉贤妒能，对李定国百般压制。特别是定国取得桂林大捷，更使可望眼红。定国本来就厌恶他的为人，此后，便不受其约束。可望定计约定国到沅州会面，企图在酒宴上把他除掉。消息走漏，定国不赴会，不由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率部走广西，可望不胜恼怒。他探知定国驻兵柳州，特派冯双礼率三万兵袭击他。定国烧粮草而走，回师击败追兵。【《小腆纪年附考》；参见《明季南略》，卷14，“孙可望与李定国构隙本末”。】

　　自投入永历政权，孙可望依恃自己的军事力量，操纵朝政，把永历置于傀儡地位。他甚至授意党羽，逼永历“禅位”给他。此谋不成，他陷害忠良，为所欲为，自设内阁，自铸大印。至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三月，又酿成一场血淋淋的惨剧。永历受孙逼迫，日夜忧惧，密传旨，令李定国统兵入卫。消息泄露，孙可望怒极，与其党羽马吉翔、庞天寿等密谋，以永历的名义，下达旨意，把参与其事的以大学士吴贞毓为首的18人全部判为死刑。处决之日，吴贞毓18人面不改色，各赋诗一首，以明心志。翰林院检讨蒋乾昌诗云：“奸臣祸国从来惨，志士成仁自古愁；十载辛勤为报国，孤臣百折思忧时……”

　　大学士吴贞毓诗云：“……击奸未遂身先死，一片丹心不肯休！”

　　他们赋完诗，向各官员拱手说：“我们去了！中兴大事就交付各位了。但各位都要忠于朝廷，切不可附庞天寿、马吉翔卖国，我们虽死犹生！”说完，引颈受刑。【江元春：《安龙纪事》，1982年版，上海书店版。】观者无不垂泪泣涕。

　　永历小朝廷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尚不能和衷共济，共度艰难以图存，却又导演出这一幕悲剧，实在可恨可叹！孙可望等为首的野心家，不顾大局，还在内部争夺权利，那些文臣们推波助澜，结党营私，谈何中兴！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又岂能长久存在？即使勉强支撑下去，于人民又有何益处？

　　顺治十三年三月，李定国奉永历密诏，突袭安隆府，击败孙部，带走永历，迁至云南，以昆明为“滇都”。永历以护驾功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其他有功人员都得到封赏。

　　孙可望不甘心，于次年即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率全部兵马，据称15万，开赴云南，欲与李定国决一死战。他的大将刘文秀、马惟兴与白文选等已与李定国约为内应，临战时，大杀回马枪，“反攻内击”，外有李定国之攻击，孙大败而逃，到三水时，随从人员只剩200多人，至贵州时，“可望左右皆叛”，随从骑兵才十余人！刘文秀、白文选率兵急追。可望感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有投清一条路。据偏沅巡抚袁廓宇奏报：当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时，已派遣他的部将程万里等人前去中路镇臣王平军前投诚，并“请兵复仇”。而孙可望便投奔清军，行至沙子岭时，被南明总兵杨武袭击，差点被擒捉。清兵闻讯，前去增援，将追兵击败，孙可望才逃脱厄运，乘机携带妻子逃入清军营中。这次战斗，又招降南明总兵、都督22人，太仆寺卿官员1人，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100余人、内官22人、兵丁家口500余人、马500余匹。【《清世祖实录》，卷1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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