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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广泛的国务活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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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贺龙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经济建设甚为关心，多次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经常到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提出建议。 贺龙认为，四川、贵州和云南3省位于祖国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比较落后。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提高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而且对改善全国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巩固国防，加速国家建设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成都解放之初，贺龙就派了1个师参加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随后，他和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修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重庆建成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建设了重庆人民礼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等六大建筑。1952年秋，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贺龙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贺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1957年12月28日，受国务院委托，同聂荣臻等去成都参加宝（鸡）成（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铁路和四川的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利用会议空隙，于2月7日向周恩来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对于这条铁路的作用，贺龙认为：“宝成铁路的建成，使成渝路和全国铁路相连接，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物资交流从此畅通无阻，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意义上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西南丰富资源的开发，促进人民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条铁路也存在着需要改善之处。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定进一步降低钢铁等主要生产指标，缩短经济建设战线，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为了检查这一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5月21日，贺龙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听取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之后，视察了无缝钢管厂和洗煤炼焦厂。随后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省委书记阎红彦等陪同于27日到达重庆，听取重庆市委的汇报。第二天到达綦江铁矿，并在那里给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四川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要让四川省完成年产钢107万吨的指标，必须解决生产技术、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和设备等方面的4个问题。贺龙回到重庆后。31日，接连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他说：“我在成都看了无缝钢管厂。这个厂生产200公厘钢管的厂房已基本建成，只差装房架。由于是下马项目，最近停止施工，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都露天放在那里。国家已经花了绝大部分资金，突然停工，雨季一来，必将造成损失。”建议追加些投资，至少把200公厘钢管厂房建成，暂做设备仓库；如可能，则考虑建成一个车间，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中共中央对贺龙的建议很重视，经过研究，决定在调整投资中，增列建设这个车间的追加投资700万元，并要求在1960年第二季度建成。另一封电报是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贺龙说：由于现在四川炼钢用的镁砂是散装水运，因而混进了煤炭、玻璃等杂质，降低了镁砂的耐火度，使平炉、电炉、转炉都不能正常生产。“请考虑可否将四川每月所需的2600吨镁砂，改为火车直达运输，将来能包装时再改为水运，如认为可行，请通知冶金部。” 5月底，贺龙出席了由李井泉主持、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冶炼、煤炭、运输工业会议。他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所属的重庆第二、第三钢铁厂。在对成都、重庆等地的钢铁工业作了调查以后，6月8日贺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四川修铁路专用线》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四川省的钢铁生产、市场安排和运输情况，有几条工程不大，但对钢铁生产和整个市场安排大有好处的专用线路，急需在第二季度内完成铺轨任务：一条是资中到威远的39公里支线。目前每天要出动汽车300辆到威远拉煤，还不能保证需要，这条支线修通后，就可保证威远煤炭的外运。另一条是岔滩到石门坎9公里的区间线，修通后松藻煤矿的焦煤可以由岔滩直运重庆。这两条支线的路基大部已经完成，批准后就可以铺轨。另外，白沙沱长江大桥竣工后，如果能提前修通渝赶（水）线和大桥环形线，可以减少在猫儿沱担负装卸工作的工人数千人。建议中央对上述问题予以考虑。7月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贺龙的建议。 6月16日，贺龙去西昌视察。在西昌听取了省建委负责人杨超关于西昌地区资源情况、西昌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时间，以及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汇报。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在西昌工业基地建设远景规划中，提出了到1965年要生产钢锭320万吨、钢材200万吨的高指标。贺龙察觉了其中的问题。他以商量的口气问道：“这个指标是不是大了？大了要落空。”他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请有关人员深入思考。他问：生产320 万吨钢锭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煤？这些矿石和煤如何拿出来？1965年机械加工能力按计算将达20万吨，这些机械加工设备放在哪里，如何运进来？用火车运需要多少车厢、火车头？这又从哪里来？贺龙指出：做规划要考虑国家和地区的承受能力。武钢有火车、轮船、木船，交通运输便利，但困难仍然很多，何况西昌？他说：“这些问题提请你们考虑，我是给你们‘泼冷水’啊。”接着，又讲了他的想法：“西昌钢厂要一个一个炉子上，一步一步建才比较稳妥。建设钢厂时，对城市如何建设，也要好好规划。这里主要是东西河的水患问题。我常常说包钢的‘三黄五地’，那里也有水患问题，大水一来，把钢架桥像抬滑杆一样硬是抬走了。因此，西昌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各个方面，既要考虑如何治理水患，还要考虑城市的下水道、市内交通（汽车、电车）、农牧副业和轻工业生产。因为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进来的人，不仅要吃饭，还要吃水果、牛奶，要日用百货。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啃‘背脊骨’，就不能吸引人进来。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就等‘东风来’（指成昆铁路通车 ）。”“在西昌钢铁厂的准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钒、钛的分离试验工作，从小到大，反复试验，不要将来厂子建起来了，技术问题还未解决，那可是个大问题，这是准备时期的重要工作。因此，可以从外面搬研究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可以从外面搬些厂进来。但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工作一定要做细，开始要小搞。”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意见无疑能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地处理各项建设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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