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玄书阁 > 苏青 > 续结婚十年 | 上页 下页 |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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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也是一个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 以后又有某大报的主持人来约我喝过几次咖啡,说是拟请我编副刊。“不过名字最好请你暂换一下,”他期期艾艾地说:“好在你们文学家最多笔名,换个把新的也是不在乎吧。” 我觉得换笔名便是“心虚”的表现,以后或许愿意换,从前我也常换的,而在此时此地却偏偏换不得,事情就此告吹了。又有某新出的夜报叫我写文章,我因为前车之鉴,便预先声明笔名不改的,他们当时说:“好极了,我们正想借大名号召哩。” 不料号召之后又来一大串骂,该报的上峰慌了,又同我商量换笔名,我的回答是:“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 结果又与他们闹得不欢而散了。还是我所深恶痛绝的小报不怕我的名字,又肯出较大稿费,我为了生活,也就替他们效劳了,眼看他们把我的文章排在“木匠强奸幼女”等新闻下面,未免心痛,但却顾不得,所以我每天拿到报纸,就把自己写的一段剪下,其他也不丢掉,在临睡之前读着消遣,仿佛全与我不相干,莲花原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呀。自然我也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意,他们是想以我之被骂为多卖几张报纸打算的,正与大报之惟恐因我之被骂而影响他们的盛名一般,其各为损我利己则一也,我也不是甘为牺牲品,只因米珠薪桂,胜利不曾替我带来一些生活费,相反地物价更高了,我不得不在挨骂声中日以继夜地写下去。 有个文人觉得我实在笨得可以了,因此惋惜地说:“便改个名字又什么要紧呢?多少可以让别人平气些。你瞧许多沦陷区里写文章的人都纷纷改名了,只有你还是坐不改姓行不更名的苏青!” 善意可感。不过我总觉得改名赖账的方法是有些近乎掩耳盗铃的,苏青觉得《结婚十年》不应该写,便改名为“青苏”了,把《结婚十年》贬一眼说:“这是我的书?” 试问见过作者近影的人肯不“嘘”而鄙夷之否?还是不想赖掉也罢,苏青就是在沦陷区中出过《浣锦集》及《结婚十年》等书的苏青,要看不要看我的文章,也就让他们去吧。 之后,这个问题不谈了,大家又集中于我的“小气”问题,于是又有“犹太作家”之称。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而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滥花钱呢,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个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我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对朋友不常请客,不过也很少跑到别人家里去吃白饭;我不请人看戏玩耍,不过人家邀请我,我总也是心领谢谢的次数居多。 记得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是寄宿的,课完毕了,人家回到宿舍里去吃糕饼,我家没有零食寄来,我不肯白吃别人的,又因为人家常常要好意送给我吃,麻烦不过,索性躲到操场角落里去看书了。如今侥幸有了一个蜗居,便不必上操场而可以安安稳稳地躲在房中,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讥笑我呢?至于讨书款,我的确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松的,这是我应得之款,不管我是贫穷与富有。有几个店员常常对我说:“苏小姐,你还在乎这几个钱吗?” 这话实在很不通的。我当然不便把油盐柴米账以及房租付价单之类都带去给他们看,请他们审核一下我目前究竟是否需要钱;即使不需要吧,总也不见得便不应该讨了。书店要考虑的只是应该不应该付,应该付的账就应该让我讨,这有什么犹太不犹太呢?就是顶慷慨顶受人崇拜的友邦总也不见得专送货色给人家而不收取应收的款项吧?还有无赖的书贩往往说:“今天没有,你一定要来,我便跟你进警察局去。” 说毕拎起帽子,装出准备跟我走的样子。在他们的意思似乎是看准我犯着弥天大罪,决不敢自投罗网进警察局的。殊不知警察局我是早进去过了,就在失窃的那天,给人家再三盘问,惟恐我有谎报等情,后来虽不曾替我查出窃犯,或者是索性连查都没有查过,不过把失主扣押起来等事情幸而还不曾发生过,所以欠我书款的人一定要逼我报告警察局,我倒是不会害怕什么的。不管人家如何说我小气,我还是继续讨我应得的款项。即使我将来做了富人或阔太太了,也还是要讨的,若不要钱便干脆不出书,否则我行我素,决不肯因贪图“派头甚大”的虚名而哑子吃黄连的。我近来也学得精明了,我的精明只是自卫的,从来没有侵占过别人的利益,譬如说付账吧,倒是顶爽气,从不曾少人一分一厘一毫,也没有挨过一天是一天的念头。这是我的做人的态度。 三四年以来,我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我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有自尊心及尊重别人的心。别人也许在公德或私德方面有亏,只要他待我不错,我总没有利用他的心。我不像一班聪明人的想法:“奸人的财产落得用,因为骗取了以后,仍旧是臭名声归于他的,好名声归于我的。” 相反地,人家倒有利用过我,非法取过我的东西,例如失窃全部积蓄,使我陷入更穷之境,然而还有一班幸灾乐祸的文人说:“谁叫她平日如此小气的,如今一次给偷光了,活该!”简直是同小偷一孔出气的论调。 旧账算下去永不会完,我也只好套句俗语说:“纸短情长”,还是打住了吧。今天是旧历元旦,家里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上门。我自己也只拜过三家年,一个是我所敬佩的祖辈先生,其他两家则是男主人在监禁中,太太及孩子们想也够凄凉的,我若不去了,她们不知道我是到处不拜年的,以为我乃势利或什么了,故我不得不去循俗行一番。但愿她们的丈夫明年平安无事了,我也就恕不再造府来“恭喜”,情愿自在房间里睡觉。 周围的邻居们都是舞女及交际花居多,她们从去年年底起,便请客打牌的忙个不了,佣人赚了不少外快,大家算起收入时,我真愧对我家的沈妈。就是孩子们也没有添一件新衣,亏得天落雨,我告诉他们说还是穿旧衣服免得龌龊了,给人家听起来仿佛箱里还藏着什么小袍褂儿似的。这是一个辛苦写作的女文人应受的报酬吗?如此寂寞,如此凄凉地。假如我的私生活真如各小报小册子中所说敲过多少男人竹杠也就好了,至少可以买几只大爆竹来乒乓放几声出出气,让孩子们也可以眉开眼笑地拍手呵呵乐一阵,可惜的是我连这些爆竹费都仍须“小气”而舍不得花费,闷坐在阴冷的房里,我只好翻翻旧报,发觉里面所提起的“苏青”恐怕绝对不会是我,而是另外有这么一个很不堪的,然而实际生活却是比我可羡慕得多的女人! 《续结婚十年》快要出版了,我把这些话写在前面,知我罪我,也就在于亲爱的读者了。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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