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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记(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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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在港大。 一九三六年我母亲又回国一次,顺便安排我下年中学毕业后投考伦敦大学,就在上海西青会考试两天。因为家里不肯供给我出国留学,得先瞒着,要在她那里住两天,不然无法接连两天一早出外赴考。 她从来没干涉我弟弟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教读。 “连衖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我听见我父亲跟继母在烟铺上对卧着说。 我弟弟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中学没念完就出去找事了。 我考试前一天跟我父亲说:“姑姑叫我去住两天。” 那天刚巧我后母不在家。 明知我母亲与姑姑同住,我父亲旧情未断,只柔声应了声“唔,”躺着烧烟也没抬起眼来。 考完了回去,我继母藉口外宿没先问过她,挑唆我父亲打了一顿禁闭起来。我姑姑自从打官司被出卖,就没上门过,这次登门劝解,又被烟枪打伤眼睛,上医院缝了六针。 我终于逃出来投奔我母亲。去后我家里笑她“自扳砖头自压脚,”代背上了重担。 我考上了伦敦大学,欧战爆发不能去,改入香港大学。我母亲与姑姑托了工程师李开第作监护人,她们在英国就认识的老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 但是他不久就离开香港去重庆,改托他的一个朋友照应我,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 他跟他太太就住在那宿舍里。我去见他们。他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坐谈片刻,他打量了我一下,忽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我略怔了怔,笑道:“鹭鸶。” “对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 丑小鸭变成丑小鹭鸶,而且也不小了。 事实是我从来没脱出那“尴尬的年龄”(the awkward age),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 〈图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炎樱,一九四四年。 港大文科二年级有两个奖学金被我一个人独得,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刚减轻了我母亲的负担,半年后珍珠港事变中香港也沦陷了,学校停办。 我与同学炎樱结伴回上海,跟我姑姑住。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我到他们家去过,也就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进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校方指派的学生长,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 我们回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她读到毕业,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 她有个小照相机,以下的七张照片都是她在我家里替我拍的,有一张经她着色。两人合影是在屋顶洋台上。 〈图三十一、三十二〉这两张照片里的上衣是我在战后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我带回上海做衣服,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做了不少衣服,连件冬大衣也没有,我舅舅见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博的皮袄,叫我拆掉面子,皮里子够做件皮大衣。“不过是短毛貂,不大暖和,”他说。 我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见图四十二) 〈图三十三、三十四〉一件花绸衣料权充裸肩的围巾。 〈图三十五、三十六〉炎樱想拍张性感的照片,迟疑地把肩上的衣服拉下点。上海人摄影师用不很通顺的英文笑问:“Shame, eh?” 〈图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我从来不戴帽子,也没有首饰。这里的草帽是炎樱的妹妹的,项链是炎樱的。同一只坠子在图四十一中也借给我戴。 〈图四十一〉一九四三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原是日本人山口淑子),要合拍张照,我太高,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张椅子来让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 《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 〈图四十二、四十三〉一九四四年业余摄影家童世璋与他有同好的友人张君——名字一时记不起了——托人介绍来给我拍照,我就穿那件唯一的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拍了几张,要换个样子。单色呢旗袍不上照,就在旗袍外面加件浴衣,看得出颈项上有一圈旗袍领的阴影。(为求线条简洁,我把低矮的旗袍领改为连续的圈领。) 〈图四十四〉照片背面我自己的笔迹写着“1946,八月”,不然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炎樱在我家里给拍的。 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送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回去,使我母亲非常失望。 〈图四十五〉这张太模糊,我没多印,就这一张。我母亲战后回国看见我这些照片,倒拣中这一张带了去,大概这一张比较像她心目中的女儿。五〇末叶她在英国逝世,我又拿到遗物中的这张照片。 〈图四十六〉一九五〇或五一年,不记得是领什么证件,拍了这张派司照。 这时候有配给布,发给我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我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袴子。去排班登记户口,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袴。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衖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身在大陆,趋时惧祸,妄想冒充工农。也并不是反知识分子。我信仰知识,就只反对有些知识分子的望之俨然,不够举重若轻。其实我自己两者都没做到,不过是一种愿望。有时候拍照,在镜头无人性的注视下,倒偶尔流露一二。 〈图四十七〉我姑姑,一九四〇末叶。我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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