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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九 苏州夜话

  这次同到苏州去玩的共有十几个人,年纪最老的木然先生,《中国报》总主笔范其时,《妇友》编辑秋韵声小姐,另有一个女记者张明健,她本是江北的左倾女性,给郑烈手下的特工捉过来,备受酷刑,不肯投降。后来郑烈本人由惊奇而发生兴趣起来,不知采用何种手段,居然使得那位女英雄帖然就范了——至少在表面上。这次她与我们同行,打扮得也很朴素,一袭蓝布罩衫,黑色平底鞋,不烫发,也不涂脂抹粉,我的心里着实有些佩服。秋小姐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编这本《妇友》,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

  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它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等也灰心了,因为那个同志又同居的男人不久就弃她而去。她见了张明健很是喜欢,说她俩是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过来的。

  温如美玉的唐萱也与吴诗人同下车了,诗人口衔烟斗昂首若有所思,瘦而颀长的影子永曳着大手杖,他的脸色是焦黄的,两眼白洋洋,像在瞧不起任何同行者,只有唐萱与人无忤,所以独个儿能够邀他青睐而许追随了。与我边谈边走出车站的则是裘尚文君,他是《大江报》钱英俊的老友,但是钱英俊如今跟上徐光来了,声势远非昔比,裘尚文在他手底下当一名编辑,给他呼来叱去的,也不念过去旧交情,只是杀鸡给猢狲看,拿他老实人来开刀。裘尚文心甚郁郁,但也不想抵抗,他是内怕太太而外怕钱英俊的,后来厮混熟了,有一次我同他开玩笑说道:“怎么你倒不怕我吗?”

  他认真而又惶恐地连声说道:“也怕的,也怕的。”

  说得我倒再也不好意思同他开玩笑下去了。

  提起裘尚文的出身,可与其他文人不同。他的父亲是一个土财主,当抗战初起时,地方上有人向他募救国捐,他便一吓而逃到上海来。在上海想想别的生意都靠不住,只有买地皮顶上算,因为就遭轰炸也还是一块地皮,他把所有现款大部份都如此花了。至于其他的小部份呢,他觉得花花绿绿的纸币毕竟没劲儿,总是黄澄澄的又坚又硬的金条最好,连乡下人也认识它,到处通行。他倒并不做别的投机,就牢牢捏住这两项,一面拼命图节省,说是阔气再要不得。可怜他的太太整年不添新衣服,小菜二荤二素,每天总是不够吃。偶尔有一次做羹饭或过节之类,整碗的小菜总要留着吃上三五天,直到天热发臭了为止。那位裘老太爷平日走出门去,儿媳们劝他喊一辆黄包车吧,他总是说:“好,好的,我到巷堂口喊去。”

  结果不是舍不得喊,就是不忍过拂他们的孝心,喊虽喊过五六辆了,只为还价太少,车夫不肯拉,自己仍旧搭电车去。他对于车倒也并不感到痛苦,说是譬如练练武功也好的。若叫他排队等车呢,那更不用愁了,横竖在家里也没事,站在马路当中瞧瞧热闹又不要花什么钱的。他在电车里面喜欢站立,为的是多坐容易破裤子,人家见他老了想让座给他,他只是连声说道:“别客气,别客气,你老兄请自己坐吧,我这么站着就很好。”

  裘尚文酷爱读书,他的老子对于这些倒还肯慷慨一下,不过所买的书只准是线装的,洋鬼子的红皮烫金字的东西他便看不惯。他家的书房布置得相当整洁,因为裘老太爷说:“孔夫子是不可亵渎的”,因此严厉禁止女人及孩子入内。裘尚文的妻子或母亲想找裘尚文说话,就得站在书房门口轻声低语对他说,有一次陈妈不知就里的一脚踏进门去喊少爷吃饭了,被裘老太爷得知骂得狗血喷头。他老人家又很不安地说是自己不该姓裘,因为这个字眼未免太富丽了,给他们父子俩糟蹋着实在罪过,而且他更怕人家会因这个姓而神经过敏地联想到他们的富有。他把大门闭得紧紧的,后门也不常开,门上有一个小洞门,必定要看清楚是谁才肯放客人进来。

  因此裘尚文便常患零用钱不够。他在家里过日子虽然还算吃得饱穿得暖,但是要找职业便不能得到老子许可,说是年青人溜到外面去哪里会有什么好事干的。他的剃头钱之类虽是规定可向老子拿的,不过当你开口向他索取时,总也得听他咕噜上几遍,说什么:“头发又没有长到领下,又要剃它则甚?明天你又不去吃喜酒。”

  理发完毕回来时又使得他老太爷不满意了,说是:“既然去剪发了,何不剪得更短些,也可以多过几天。”

  裘尚文心中痛苦,有时他的太太虽勉强拿陪嫁钱贴他一些,但女人家哪里有大气量的,拿出来总不免心痛,裘尚文自知理屈,只好拼命想法赚钱,结果给他想出一个办法,便是投稿。

  那时报上流行的是救国文章,他便写得激昂慷慨,有人对他说:如今爱国的方法是有钱者出钱,无钱者出力;你有钱偏只肯出力,却是何故?他听了不禁苦笑道:“我家老太爷才五十九岁呢,等我可以拿钱来救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恐怕早已亡了。”

  他忘记了自己的爱国理论。

  后来国军西撤了,上海大捕爱国分子,他便紧躲在家里,连气也不敢出,他的老子与女人也有些风闻,心里不免又怕又悔,想想还是多给他些零用钱上算,因此手头便不免宽了一些。但久而久之又舍不得了,当裘尚文再度化名卖稿之时,上海已成为沦陷区,他的文章也就只好在《中国报》、《大江报》等处发表,谈谈草木虫鱼,想也没有灾祸。后来又因钱英俊的劝诱,他的老太爷也认为与有势力人的联络是好的,因此他便进《大江报》当一名编辑,徐光来因他不懂世故,也就淡然置之。

  这天我与他谈谈说说的,倒觉得他本心忠厚,一些没有市侩气,在当今时代总算是难得的了。范其时也是一个爱玩山水的老儿,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范其时惋惜潘子美事冗未能偕来,我倒觉得这游玩的事非熙熙攘攘者流所能领略滋味的,潘子美恐怕根本不羡此类清福,他就是来了,也会惦记这样担忧那样的,如何能够玩得舒畅呢?

  当天我们去到某名园中找郑烈,郑烈带着他的“女朋友”来招待我们了,他的办公处与寝室同在园内,此园太荒凉,因此警察站岗的极多,见我们进出都要举枪致敬,未免使我拘束不少。晚上在鹤馆吃饭,吃完了饭,到乐村饭店,听一个著名的女弹词家说书。

  第二天,我们又往各处去访古迹,是郑烈派人陪我们去的,那人滔滔不绝地指点着,说到吴王西施之类,那两位左倾小姐便听得分外仔细。晚上她们与我同睡在一张床上,说起男人们都在连夜打扑克玩了,有的人喉咙都沙哑,有的人连眼睛也睁不开,但还是不肯罢休。我心里想:打扑克难道在上海不好玩,要巴巴地跑到这儿来打?又听说郑烈派来招待的人为要讨好嘉宾起见,陪着他们白天玩了不够,晚上也加入打扑克,输去不少钱,不知此笔损失也开在招待费的账单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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